三 儒家
本篇指源自孔子的思想傳統及其代表人物。之所以主要談儒家，是因為已經沒什麼其他值得一談的「家」了。
如果按照「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追究儒家的出身，那麻煩可就大了。據有人說《說文解字》不但是中國最早的字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字典。究其原因，估計是因為漢語以字為最小單位，而外國一般以詞。如果以詞為單位，早在古希臘就有了「詞典」的雛形。據說《說文》出自東漢許慎（西元30-124年待考）之手，但與他的其他著述一樣下落不明。今天能看到的《說文》經過歷代「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校正、增改，已經「與時俱進」、幾乎面目全非了。我們很難斷定其注解是否還是東漢時代許慎的原意，只能「猜」。根據所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根據職業的起源，「術士」在遠古的原型應該是從事喪葬儀式的專職人員，之後衍生出算命先生或占卜師之類。我們至今還能找到這種保留完好的「活化石」。由此再演變成「儒生」及具有現代意義的「讀書人」，應該又經歷了文字誕生和形成的漫長歷史，以及「四書五經」成為「書」的主流過程。這一過程也表明儒、道本是一家，或說儒生於道。不過這倒符合世界文明起源於神話的通說。「柔」應該是職業特徵，或從事該職業人員的必備素質。根據《說文》：「柔：木曲直也。」給想像留下了廣闊的天地：可曲可直，左右逢源，但不能「寧折不彎」，又演變為「好死不如賴活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傳統觀念。「柔」用作動詞：使其柔軟，調和、中庸、和稀泥等等。兩千多年來，所有的「儒生」都在著書立說、試圖抹去或美化那個不怎麼光彩的出身，使其盡可能冠冕堂皇一些。順便提一句：好的詞典可以用詞典裡的詞彙解釋詞典裡的任何一個詞彙，它像一個循環著血液的生命體；但是《說文》不具備這種特徵，你想追究下去，必將走進死衚衕。不信你就試試。
龐大的「中國學問」是一個圈套，正如「第二十二條軍規」。在你瞭解它之前，你當然無法對它進行判斷；但是當你終於全「搞懂」了，很有可能已經垂垂老矣、麻痹得失去了判斷能力，就像吸了海洛因，特別是對還沒搞懂何謂哲學的人而言。順便說一句，如果作品真是生命、也有智商的話，《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堪稱高智商的傑作，但是卻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筆者並非以諾貝爾文學獎作為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而是惋惜文學評獎委員會又錯失了一次證明自己眼力的良機！那些「正統」的老學究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來判斷，說他們不懂文學也許有些過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實在理解不了什麼是「文學精神」！
什麼是「中國學問」？
舉個例子。前面已經提到古代漢語的缺陷，即其文字無法作為「科學語言」，因為只可意會（想像），不可言傳（定義）。更糟糕的是：無法斷句！而斷句是理解的條件。你可以說古人愚蠢，在創造了那麼多文字的同時卻沒有想到創造幾個標點符號；你也可以說古人聰明，讓後人隨便斷句，以便總能找到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
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就是這樣的典範。短短十個字，至少有五種讀法，像是玩遊戲：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何斷句？立場決定觀點，觀點決定解釋，即屁股決定腦袋，而不是反之。這與科學的解讀方法相反，卻很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所謂「唯我獨尊」。不過，智商居於中等以上的人都能看到：斷句不同，但本質一樣。不管「民」與「之」被如何定義，孔子所言無非是一種馭民之術。如果承認整體賦予部分以意義，你根據孔子的「社會結構圖」大致可以推查他的句號逗號，儘管這推查畢竟是推查，是否孔子的本意還是有待商榷。因為孔子沒有給概念以定義的習慣，所以其所謂的「理論」只能停留在「忽悠」的水平。
日本（當然不單日本）有個現象，對應的詞彙是「ゴミ屋敷」，翻譯成中文：「垃圾住宅」。一條潔淨的小街或是什麼地方，有一些住宅，屋主完全是出於「天生的興趣」——一種病態心理——專門保留一切毫無價值、也就是說純粹意義上的垃圾，數十年如一日，以至於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只好睡在垃圾堆上。臭氣四處飄散，周圍苦不堪言。據說這也是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範圍之內。幸好具有這種病態性格的人並不多見。你想干涉他嗎？他受法律保護，並且運走如此大量的垃圾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這一現象頗似「中國學問」，統治者當然不但不會出面，反而樂此不疲，不添亂就已經很不錯了；而「財大氣粗」如胡適那樣想到「整理國故」的中國人又實在絕無僅有。形象地說，「中國學問」就像一塊黏鼠板，你一旦黏上，越是想要逃離，就被黏得越牢。所有的歪理邪說都不經反思和整理，反而冠以「思想」、甚至「哲學」的頭銜保存下來，以備不時之需。N千年的文化垃圾堆放在那，占據著中國人思想和生存的空間。它不但不能使你聰明，反而只能使你愚蠢或者狡詐。
◎從漢．董仲舒到宋．朱熹
西漢的董仲舒（前179-104年）的「學說」就是這樣的文化垃圾，他甚至給孔子的學說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或說為孔子的學說找來了「神學」（源自「易」的陰陽五行說）的根據，這是一步災難性的倒退，從此率領中國人走上了迷信的歧路。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一統」、「天人感應」、「前德而後刑」，無不是為了徹底消滅哲學精神，居然有中國人稱之為「哲學家」！以此類推，連算命先生也應該排在哲學家之列！
據說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力僅次於孔子的是南宋的朱熹（1130-1200年）。先抄錄一段文字：「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一》）您猜猜，這是誰說的？如果您尚且不知，那麼也許會說：「這他媽的是哪個混帳說的！滿嘴噴糞！」還別生氣，這就是朱熹說的！還不是隨便說說，而是給皇上的奏折！明碼地暗示皇上：我就是您的一條狗！短短的一段文字正是朱熹的精準素描，也是孔子代表的儒家的精髓！就是這麼一個人，你還指望他能追求真理？如果他有「理」，也是歪理，他的理越是「完善」，社會就越是黑暗！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左右了元、明、清的政治和科舉！就是這麼一個人還被後人尊稱為「朱子」！可想而知，中國人有多麼愚昧，或者說，統治者多麼能忽悠！
反覆強調並不為過：在討論與善相關的倫理、道德、法律的時候，前提是理解「平等」這一概念，因為平等是倫理、道德、法律的基礎。或者這樣說：與其說「平等」是法律的精神，不如說是法律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法律就不足以成其法律了。這樣說是根據真理必須具備普遍性這一哲學命題。可以說：平等是最高的道德；而不以平等為前提的道德和法律都是違背道德和法律精神的，或說不道德的、違法的、虛偽的，用漢語中的日常用語說：「忽悠」、「唬傻屄」或「傻屄唬傻屄」（因為實在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彙，請勿對號入座）。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就缺少哲學教養，所以「忽悠」成了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之一。就像這位不知「善」為何物的朱熹大談「性善」一樣！有些人還把朱熹捧成「哲學家」，你們懂哲學嗎？朱熹連最起碼的哲學素養都沒有！先不說朱熹根據儒家的習慣或說成見，把社會和人分成三六九等，這大概便是他的「天理」（宗教語言）使然；就說他的「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沒有概念的界說，沒有邏輯的推理，就這麼武斷！據說他的「性善說」源自孟子，不久還被某人（待考）編成教科書《三字經》，開篇「人之初，性本善」，首先，「善」是一個判斷，或說一個後天的價值判斷，這是朱熹們做夢都想不到的。要弄懂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需要幾千年，甚至也許會更久！
然而「欲」卻是先天的。朱熹顛倒次序，就是要為國民徹底實施閹割手術。儒家的「存天理，滅人欲」到了朱熹那裡成為了理論綱領：「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二》）和主席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屬於同種文風。一方面「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另一方面「存天理，滅人欲」，讓本是一體的性欲分家，真夠糊塗！朱熹的理論如果可以叫作「哲學」，那麼他的「哲學」從第一步就走上了反哲學的歧路。「天理」這個詞如果可以叫作「概念」，那麼與其說它是哲學概念，不如說是神學概念、宗教概念。人是欲望的集合體，欲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就如求知欲所掌握的「知」既可以是真理，也可以是謬論。朱熹的知識因為從第一步就走上了歧途，不管他如何求證，他的知識只能是偽知識，其結果是：他的做人也只能做到偽君子的程度。不過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升官發財的光輝榜樣。
「天」可以是一個神話概念、宗教概念、日常用語、科學概念、政治概念、藝術概念……。在中國古代，「天」是一個最為常用的詞彙，因而也是一個最為模糊的概念。它未經定義，可以隨手拿來用在任何搞不清楚的地方。這也說明它不是一個科學概念，而更像一個「政教合一」的概念，至少神話概念，就像「上帝」。「敬天」不單是理學的核心思想，而是中華文明的命脈，源遠流長（「天尊地卑」），延續至今，並且萬變不離其宗。即使如香港這樣經歷過長期外族管治的地方也不能例外。「天滅中共」、「天佑中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天理教起義。順便插幾句，「理學」的先行者據說是北宋的周敦頤（1017-1073年），他把儒、法、道融為一體：用道家的思維方式為儒家尋求支撐，並輔之以法家的觀念。沒什麼新花樣，當然，更沒什麼正經的哲學語言。不過，必須提到：如果沒有他，也許「哲學」這個中國詞彙就會以另一種面貌出現了。因為「哲學」一詞來自日本幕府末年啟蒙思想家西周，據說他在翻譯希臘文的「愛智」時，參考了周敦頤《通書》中的「士希賢」一句，因而創造了「希賢學」，進而「希哲學」，最後定著為「哲學」。類似的還有「形而上學」（metaphysics）一詞，也是出口轉內銷：明治時期的井上哲次郎（1856-1944年）根據《易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點化而成。也正是這個周敦頤，授業二程，弟弟程頤又啟蒙了朱熹，成就了「新儒學」的理學學派；哥哥程顥與心學學派的創始者陸九淵又有著幾分類似，乃至引起兩百多年後明代王陽明的關注。陸九淵確是個神童，據說十三歲便對心學的精神有了「頓悟」，因而朝著哲學邁出果敢的一步。個性如此鮮明，即使受到了誰的影響，這影響也不可能左右他固有的信念。之所以不能成為正統，這當然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
上述日本那種不土不洋，或說「東西結合」的現象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西周正是處於日本新舊交替時期的關鍵人物之一。西周出身儒學，而後留學歐洲卻成為儒學的批判者。明治維新以前，儒學、理學在日本有很大的影響，具有「漢學」修養就像姑娘挎著LV的皮包一樣榮耀。那時的日本有點中國的粉絲的味道，中國什麼都好。日本的突然改變與列強施壓和幕末的這批留學生有很大關係，他們大開眼界，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他們發現不但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治學，而且還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治國，以代替被中國人吹得天花亂墜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宋明理學乃至儒家思想。「新國語」的出現也正是抵禦漢字的結果。我甚至懷疑：這種「受了騙」的感覺，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是否也是日本進行報復、發動甲午海戰的心理要素之一呢？可惜，似乎沒有關於這方面的分析文章可供參考。
前面提到漢字的各種缺陷，這裡再涉及一點，比方英語，你只要會讀二十幾個字母，因為讀寫相關，即使你是個英國「文盲」，只要會說話，也會八九不離十地看懂報紙。但是漢語卻不行，漢字的讀音和字形毫無關聯，你必須經過一個較為漫長的學習過程，一個一個把漢字和它的讀音聯繫起來，才能由淺入深地看懂文章。這是一個門檻，專為底層勞動人民設置，為了統治階層更便於忽悠。當然，這也是中國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過多的原因之一。魯迅也有類似的觀點：「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很。」（《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說來慚愧，我這個所謂世界名牌的課程博士還時不時遇到讀錯了、甚至讀不出來的漢字！
日本也經歷過這樣的困惑。明治時代，隨著西洋文化的發現，「國語」改良登上了議事日程。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用外語代替日語；另一種主張從日語中取締漢字，因為假名本就是表音符號。其中，西周的文章題目就是〈論用洋字代替國語〉。在他之前，較為著名的說法屬於文部大臣森有禮（1847-1889年）的「國語外國語化論」：不用歐洲的某種語言代替日語就不可能跟上先進國的步伐。其實，類似的說法在中國也能找到，例如錢玄同、魯迅的「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論語文改革．與［救亡情報］訪員談話》）。日本最後似乎是採用了福澤諭吉較為折中的「漢字節減論」：去掉複雜的漢字，兩三千漢字足夠……這本書就只用了約兩千漢字，不覺得有什麼不便……（《文字之教》）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日本雖然在創造才能上難比歐美，但是在知錯就改上卻值得尊敬。這也是中日之間的一大差別，中國一般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
插話有點長了，話說回來。據說諸子之中有一個叫「告子」的（查無實據），認為人性無善惡，就像水，可以向東，也可以向西。這還有點靠譜，有點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並且與後面將要談到的王陽明的「無善無惡心之體」的說法十分接近。遺憾的是，吿子也沒有著述留存下來。僅就所知，所有這些都是用比喻或象徵的手法來表達的，沒有概念的界定和邏輯的推理留存下來讓我們借鑒。根據朱熹的理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貓之初，性本惡；狗之初，性本善；狼之初……牛……呢？你也許會說：貓不是人！但是「天理」為什麼不降臨在貓的身上呢？說到底，這個「天理」也是他朱熹的臆造。這可不是矯情，而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
孔融讓梨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戶曉是因為像孔融這樣「天生」就「善」的孩子就像「董存瑞、黃繼光」一樣十分稀少。朱熹既然「格物致知」，那麼他應該能從這個簡單的故事中領悟點什麼。但是很遺憾！西方的很多心理學家都是借助對兒童的觀察而發現了心理學的一些原理，或試圖從「個體發生」中尋求「種系發生」的一些規律，但是這些最基本的科學觀念在朱熹那裡卻無跡可求。
據說與「性善論」相對抗的「性惡論」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並且人性善還是惡居然在中國爭論了上千年，不是有人在忽悠，就是智商實在有待開發！如果換一種說法，說「自私是動物的生存本能，因而也是人的生存本能」，或許還有些靠譜。但是自私卻可以導向不同的結果，既可以導向獨裁，也可以導向民主，即保障所有人「自私」的平等權利。說到這，忍不住插兩句：目前有個「法輪功」，和「新儒家」一樣，也是張口中華文明五千年，閉口「三字經」。我真是搞不明白，如果他們受迫害屬實，那麼他們怎麼還能相信上千年來維護統治的理論支柱呢？還有那個「真善忍」，不倫不類，說是對真理的歪曲，他們又會跳腳！無論哲學還是宗教，「忍」都是「善」的從屬概念，是「善」的手段之一。作為綱領，這是難以饒恕的概念和邏輯上的混亂！「忽悠」有諸多技巧，前面提到的混淆種概念和屬概念就是其中之一。這和如今從者眾多的「爆料大王」郭文貴的「郭七條」一樣，自相矛盾！一個沒有哲學的民族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因為他們沒有抽象思維憑借的工具！這就是中國的悲哀！這不是打倒了誰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使哪怕1%、甚至萬分之一的中國人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問題。
作者筆名老喚。北京生人。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1987年至1996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現居日本東京。
曾翻譯有《說茶》（岡倉天心著）、《勝負與藝術》（藤澤秀行著）、《超越實地與模樣》（趙治勳著）、《舞舞舞》（村上春樹著，合譯）、《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和《弗洛伊德論美文選》（合譯）、《解讀尼采》（吉爾・都魯茲著）等書。著有《日本人的背影》等書。
書名：《中國有哲學嗎？》
作者：張喚民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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