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菁英教育的假象
但是，這種成果盡管確有其事，中國的教育制度實際上卻很不公平。最大城市的學生分配到資源也最多，內地學校則是教室、宿舍都太擁擠，教學品質低落。但是各國觀察家卻總是稱讚中國教育制度令人又愛又恨，對於這個現實卻常常視而不見。這種傾向，到了二〇一〇年末，更是明白顯露。此前不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宣布說，中國上海的十五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三方面檢測所得分數最高。對於這個消息，很多美國人幾乎再一次感受到「史普尼克震撼」──一九五七年，蘇聯在太空競賽中領先美國，率先將史普尼克號衛星發射到了太空－－美國人舉國開始反省。美國人在PISA那裡的表現這麼差，國會隨即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撥款數十億元用以改善學校教學品質。美國學生在PISA的數學測驗中，落在中國上海、匈牙利、波蘭、捷克之後，位居第三十一名。美國人驚嚇之餘，促成了歐巴馬政府開始實施「共同核心州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到目前為止，美國總共有四十二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實施這一項標準。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美國教育部長阿恩・鄧肯（Arne Duncan）說：「說起來很殘酷，PISA測驗的結果顯示很多已開發國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們…中國教育制度之『寶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積分。近二十年來，很多進步國家都已經一一超越我們；這個真相很殘酷。美國人必須認清這樣的現實。新興競爭者已經在培養他們的國家幼苗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人，我們不能再忽視自己的責任。」他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對美國人而言，這絕對是一記警鐘，其結果對我們每個人都構成了重大的挑戰，我們不能不處理這個殘酷的真相，以認真的態度面對美國人的教育。」
但是，上海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舉上海為例來稱讚中國的教育制度，總讓人想起俄國一件相同的事例「波坦金村」（Potemkin village）。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搭配戶口制度、極高的生活費用、冷血而效率極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不僅上海的小朋友無法代表全中國的小朋友，就是上海本身住在的一百多萬民工子女也都禁止就讀公立學校，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什麼PISA的測驗。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是研究中國戶口制度的專家。十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學外面一間咖啡廳碰面。他說：「只要農民工子女多一點的學校，PISA就不取作樣本。」
共產黨長久以來一直宣傳教育機會人人平等，但是中國教育制度不公平，其實早在建國之初就因刻意的政策而種下了根源。毛澤東等一幫人，效法蘇聯的史達林，決定當時稀少的教育資源必須集中在少數幾間從小學到高中的公立學校上面。這些權貴學校始建於一九五〇年代，至今還在運作，很像現今美國的一些「直屬學校」，讓畢業生大多數進入頂尖大學。在中國，這種權貴學校叫作「重點學校」，專為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訓練技術官僚、工程師、「專家」（依照毛澤東的想法，中國教育制度的目標是陪養「又紅又專」的學生。「又紅又專」意思是指「意識形態正確，又具有專業技能」）。重點學校只有少數人能夠入讀，主要是一些和黨內關係良好的人，其餘多數人都下放到低品質的學校。
地方財政窘境惡化了教育條件
這樣的制度十分扭曲。但是隨著一九九〇年代中政府進行的財政改革，這種制度的扭曲更加嚴重了。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施政志在必得，後來以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為人稱頌。但他當時有個艱難的任務，就是要管住一些越來越不服從中央領導的省份。拜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之所賜，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讓這些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累積了一些預算剩餘，開始不理會中央的政令。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內，外界的觀察家此時寫出來的報告都說中國和前蘇聯一樣，即將分崩離析。
北京的領導階層知道，要管住那些不聽話的省份，就必須加強控制他們的荷包。還不用等到他一九九八年升任總理，朱鎔基就已經達成這個任務。之前那些省分交給中央的地方稅收只有百分之二十，現在則是奉命交出一半以上。這些省份現在手頭上錢少了，行動就不再那麼肆意而為。但是這樣的追稅，偏偏又碰上此時中央領導階層亟欲重建並擴大社會福利，這當然包括教育和醫療保健。這兩方面此前碰上人民公社結束和國有企業改革時就完全崩潰。但是現在中央卻要地方負責為新計畫提供經費。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說：「北京擔心對廣東等這種富裕的省份失去控制。這就是『中央再集權』的理論基礎。他們對地方財政施用的辦法就是讓歲入和歲出差距擴大。」（在中國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之下，地方政府不得徵收自己的稅捐。）
正因為如此，所以朱鎔基的改革無意間造成了社會福利經費的地區差異，後果至今仍困擾著中國政府。因為這種差異，沿海富裕省份用在醫療保健上面的經費就排擠了貧窮內地的經費，也造成了區域間平均壽命的差異。譬如說，上海男性的平均壽命是八十點二年，但是西藏卻只有六十八點四年。也是因為這種差異，所以幾年前上海用在每一名小學生的經費平均為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元，但是在貴州卻只有三千兩百三十七元，或不到上海的四分之一。因此難怪貴州等急缺現金的地區學生的輟學率比上海、北京等富裕的城市高了很多。二〇一二年傳出湖北一個貧窮的縣份要學生自備課桌椅上學的事情，中國人驚愕之餘，網路上大家熱烈議論了很久。
家長不在身邊的孩子
離開陝西南部山區，重回平地，進入廣闊的河谷，四周所見全是一望無際的玉米田和稻田，包圍著中間一個本區最大的市鎮。一進入鎮裡，農業立刻讓位給商業。大街上一整排商店，有賣手機的，有賣菸酒的。他們在窗戶上直接噴上中國字「手機」、「菸酒」當作招牌，連什麼牌子都不講。「菸酒」這兩個字特別有意思，因為可以拿來玩「同音不同義」文字遊戲。中國人很愛這種遊戲。像「菸酒」和「研究」就同音不同義。據說中國的地方官員碰到人民申請批准開店開工廠時，常常會說：「（這個我們）研究研究！」他這個話的意思是說他要先研究看看再決定要不要批准，不過據說這也有可能是一句暗語，在向你示意說如果你送他菸酒，你申請批准的流程就會快一點。
不過，在這種小市鎮，除了通信器具、菸酒消耗品之外，一樣有賣日常用品的商店，看得到的商品有美國來的汰漬（Tide）、奧妙（Omo）、中國品牌白貓（White Cat）等洗潔精、粗糙的絲襪、積滿了灰塵的貨架上有米餅、草莓味奧利奧（Oreo）餅乾。平面滑蓋型冷藏櫃裡有可口可樂、雪花啤酒、奶茶、礦泉水。那些礦泉水，瓶身軟趴，一拿起來就從中間彎掉。街上三輪拖車熙熙攘攘，走得又慢又吵；機車很多，四處穿梭；送貨車急行而過，司機按喇叭像是在參加電玩競賽一樣，從不鬆手。
離開吵鬧的大街，從貼白瓷磚的大門進入學校，整個人立即感覺輕鬆不少。這所學校有一棟新建的三層教室大樓，圍成方形，像是一座「圍城」，中間是運動場。停車場旁邊有一座名人雕像，雕像兩旁各建有一座中國式寶塔。這位名人是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華羅庚，雕像的基座刻著這位名人的的名言：「時間是由分秒積成的，善於利用零星時間的人，才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校長身材矮胖，一張圓臉表情很嚴肅，來到我們的廂型車前迎接我們，然後帶著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我現在已經很熟悉這樣送往迎來的流程。學校的擴音機正在對學生宣布一些規定，我盡力在那嗡嗡聲響之中對校長講話，讚美學校的運動場整齊乾淨，但是這一位進入中國教育制度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的老鳥似乎無動於衷。對他而言，比較重要的是抓住這一次機會讓現在這個外國訪客明白管理住宿學校非常困難，但實際上也確實很困難。這所學校的硬體建設尚可－－實際上近年來中央政府確實給了經費在全國各地學校蓋新的教室、運動場，重新裝修餐廳－－但是教學軟體奇缺。本校學生約為三百名，但是老師卻嚴重不足，大部分又有點年紀，受過扎實訓練的也不多，流動率又高，特別是年輕的老師，往往沒多久就離任前往城市就業。他來這裡擔任校長三年，已經有八個老師走掉。
由於學生的父母通常遠在外地，所以有時候碰到學生需要就醫，就必須由校方想辦法。他之前曾經向地方的教育局申請設置一名護士，但是未獲批准。說到這件事，他明顯很惱火。他說：「簡單的事情我們都盡量自己處理，但是碰到比較嚴重的，我們就不能不送到醫院。」他邊說，手機邊在兩手間換來換去。他四十多歲的人，穿著舊舊的咖啡色西裝，黑色皮帶的帶扣上有CHIC字樣。對於這一位校長來說，哪些學生最難搞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留守兒童」，約占全校學生的一半，都是住校生。他說：
他們的父母大部分時候都不在，這樣，管教的責任就落在老師身上。他們情緒不穩，因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父母親都不在。碰到有什麼事情要處理，必須去他們家，找得到的都是他們的祖父母。
他開始說起這些學生的種種困難，口氣很忍耐：他們不好好讀書、不做功課、不來上課，有來的話就睡覺，要不就是玩手機。他說，我們盡力讓他們吃飽，睡好。他們只有一名「生活老師」負責管理七十名住校男學生，另一名「生活老師」管理差不多也是七十名女性住校生。根據北京新制定的政策，現在每一所住宿學校都必須要「舍監」老師，但事實上很多學校都沒有設置。校長說我只要和舍監聊聊，就知道他們受到的挑戰有多大；說著就把我們帶到學校的大宿舍。
管女生那個生活老師對自己信心堅定。她三年前從軍中退役就來做這一件工作，現在差不多年近三十。她手裡抓著一大串鑰匙，抿著嘴笑說：「我是來這裡保證他們安全的。」那一串鑰匙裡面鐵定有一支是開樓下欄杆鐵門上那一支大鎖的。我剛剛上來有看到一支大鎖掛在上面。這一道欄杆鐵門圍住了上來的梯道。我突然領悟到這一道鐵門晚上是關起來鎖住的。我這一想，心裡不禁一沉，因為近年來工廠工人、卡拉OK員工、學生因為宿舍鐵門鎖住而被大火燒死的事情時有所聞。
我和這位生活老師站在三樓宿舍外面走道上交談。她說：「我讓這些女孩子懂得每個星期應該洗兩次頭髮，要常常把床單拿出來晾，房間一定要保持整潔。」「幫助這些孩子處理心理問題也是我的工作，」她說，「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想念父母，覺得孤單，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特別會有這種感覺。」管男生的生活老師受到的挑戰不一樣，男住宿生最常見的問題是打架、逃學。
校長剛剛也有說，要讓這些住宿生不要製造問題，辦法之一就是把他們的時間排滿，不要讓他們有空閒。女生宿舍很簡陋，一間寢室睡八個人，配置藍色雙層鐵床，床尾擺著一條摺疊好的毯子。我在其中一間寢室的牆上看到一張每日作息表。原來這些學生是每天早晨六點五十至七點二十之間起床，先是打掃房間、個人漱洗，七點半到外面集合，跟著擴音機播放的音樂做十分鐘早操，然後吃早餐。吃過早餐之後，整天上課，全部七節課，每一節四十分鐘。他們上的課，其中數學、中文、英文、政治是必修科。
除了中午吃中飯，下午做十五分鐘的運動，下午下課後吃晚飯，他們整天不是上課就是「自習」。這種課程安排就是要讓學生每一分鐘都有事做，一刻不得閒。下午六點四十吃過晚飯之後，住校生全部要進教室安靜自習－－此時有時候校方會把教室門鎖住－－然後十點就寢。有個十四歲的男生，留個碗蓋頭，小小的個子使他看起來沒那麼大。他說：「我很想念父母。沒有人和我講話，我很難過。」
返鄉後的適應困難
在連結九龍半島與香港島的紅磡海底隧道的出口附近，座落著香港理工大學。十月的一天，原本濕熱的夏季氣候近日已經變得比較舒適，我來到理工大學的一間小辦公室，和社會學家顧靜華碰面。她書桌後面的書架擺滿了書本和各類期刊、學報，全部都是探討中國工廠經濟苛待民工現象的資料。中國這些苛待民工的工廠，其中包括蘋果iPhone與iPad的龐大供應商富士康。顧靜華說她研究的是這些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以及決定這些孩子在哪裡以及如何上學與生活的戶口制度。
她三十多歲，是香港本地人。她說，農民工的孩子，從出生到五歲左右，通常留在村子裡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到了該上小學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會到父母工作的城鎮和父母同住。少數小孩子會留在村子裡，根本不上學。不過現在這種做法比較少了。我在炳花村一處磚牆上就看過兩句用紅字寫成的標語，說「文盲不結束，窮根不會斷」與「不送孩子上小學、中學是非法行為！」。
農民工子女到了城市，通常是進私立學校。近年來，因為農民工子女禁止進入公立小學，於是很多私立小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讓農民子女就讀。但是私立學校往往品質堪虞，而且學費又不便宜。像莫路波，他拼命要讓他女兒上學，就發現私立學校學費真的很貴，而且隨時有搬遷甚至突然關閉的風險，特別是如果當局想要強迫農民工離開時，這種風險更是高，因為這些學校的創辦本來就遊走在法律邊緣。然而，因為這些孩子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不得就讀城裡的中學，不管公立還是私立都一樣。所以小朋友到了五年級之後，大部分還是要回鄉下參加「中考」－－要進入鄉村裡的中學得參加的考試。每年這個時候，大部分中國十一、二歲的孩子都會進入住宿學校。根據估計數字，中國有三千三百萬學子以住宿學校為家。
屢屢搬遷，再加上與父母分離，他們的心理問題便是根源於此。顧靜華在河北省北京附近走訪過很多學生，和她面談過的，幾乎沒有例外，總是說回到鄉下是他們生活中的夢魘。她說，這些孩子在城裡學的禮貌，譬如「垃圾要丟垃圾桶」，早上碰到人要說「早」等等，但是村子裡不來這一套，也不欣賞這一套。其實就連語言都是問題。孩子很多都已經習慣城裡講的普通話，後來回鄉要用方言和家鄉人交談就覺得痛苦。顧靜華說：「我們一再一再聽到他們說，他們回鄉之後覺得自己過得不如從前－－他們覺得自己回到了地獄。他們總是問自己說為什麼要把他們送回落後的鄉下。」
但是還有一個想不到的意外，那就是他們在城裡學校讀的課業，程度竟然比從未離開鄉下的同學低了一至兩級。這其實是改革無意間造成的結果。改革的本意是好的，原來是要讓中國的教育從原來偏重記憶轉向發揮創意。所以城裡的學校早就開始增加多元課程，減少考試壓力；不再一面倒幫助學生準備「中考」和「高考」，而是減少整體課業負擔，但是增加了體育、藝術等新科目。
但是學生在城裡遭到驅逐，回流到鄉村學校之後，鄉村學校施教的卻還是以考試為導向的課程。顧靜華說，這一來就使返鄉學生處境更加不利。前幾年在城裡上的寬鬆課程現在反過來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她解釋說：「本來是中國的決策者希望中國能夠趕上新的創新經濟，所以進行了改革；他們不想再繼續填鴨式教學，開始鼓勵獨立思考。但是農民工子女回到村子裡時，讓他們苦惱的就是這種改革。」
搬遷、轉學、遠離家人，住在沒有人情味的學校宿舍，這些都可以解釋他們學習不良的原因。同樣也是這些原因，所以返鄉學生輟學的越來越多。史丹福大學的羅斯高告訴我說，中國現在的勞工，高中畢業的只有四分之一，這個比率甚至低於土耳其、巴西與南非。「鄉村小孩不上學，其代價可能是中國經濟在二〇三〇年崩潰。只要還有四億人不認識字，不會寫字，中國就沒有辦法轉進為高工資高技術經濟。」
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
同時，有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高考」是很公平的制度，可以不論學生的社會背景，把最優秀的學生送進最優良的學校，但其實「高考」擔當這個角色是很失敗的。運氣好出生在北京、上海等富裕城市的小孩子，申請上當地大學自然具有主場優勢，而當地大學正好就是全國最優良的大學。他們分數比鄉村小孩低，但是卻會被這些學校錄取。所以你在北京的北大、上海的復旦大學等頂尖大學碰到的常常是當地的小孩子。同時，鄉村小孩子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大部分都是來自華西貧窮省份，而這些省份又沒有什麼好的大學──原來就已經很少了，能夠獲得錄取進入華東地區優良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個問題早在二〇〇五年在男性青年身上就已經很嚴重。那一年，全中國各城市二十三歲的男性年輕人有百分之六十八完成了高中以上學業，但是在鄉村，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三。但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約翰・吉爾斯（John Giles）說，這麼多年來這種差距並沒有怎麼改變。
顧靜華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階級」在英國的情況。她認為，在中國，教育制度是維繫嚴格社會結構的關鍵。她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國，大家都認為他們的教育制度是擇英才而教，公眾教育和高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公平的機會，但其實當然沒有。」中國政府希望學生至少都接受「最起碼的」教育，但這是因為他們想要培養好工人、好勞工，以利追求新經濟。但也就只有這樣了。政府教育是用來培養工人，不是培養公民的。
顧靜華把中國的教育制度比喻為巨大的「漏斗」，這個漏斗逼迫數以百萬、千萬計的鄉村孩子必須作一個不情願的選擇。他們要不就是百般無奈地忍受住宿學校，並接受幾乎不可能擠進大學窄門的現實；要不然他們就是中途輟學，再度回到城裡，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到工廠、工地、餐廳做工。後面這一個選擇就是重蹈他們父母走過的路，整個循環重新開始。以後一樣把他們的孩子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一樣無法接受良好教育，最後和他們一樣又出來做工。這就是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父母那種失落之情的源由，他們原本一直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夠生活好過一點。
羅谷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報導議題涵蓋經濟改革、中美貿易與投資，工廠與農民工、人口與公民社會等等。他也曾遠赴蒙古、北韓、南韓，日本、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等地，瞭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他近期的關注集中在中國政策，如戶口制度導致的當下社會衝突和階級差距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影響；中美競爭與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2018年他回到美國，目前擔任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Atlantic Council's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高級研究員，同時擔任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Mansfield Center）研究員，並在政治系任教。
羅谷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在校時學習中文兩年半。畢業後赴台灣師範大學繼續學習中文。之後回到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主修國際事務，側重於中國研究和新聞學。
《低端中國》是他的第一本書。
書名：《低端中國》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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