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五 鄉土與官方不同的「知道」
我住在康乃迪克州一個小島鎮上，名為德罕（Durham），跟英格蘭那個更大、更有名的老城同名。不知道是景色依稀，出於對家鄉的懷念，還是欠缺想像力，在康乃迪克州幾乎沒幾個地名不是沿襲自英格蘭。美國原住民的地名，好像只能保留給湖泊、河流，或者直接指定為州名。殖民者的心態就是想重新取地名，一來，確認正當性，二來，也讓其他移民在新世界裡覺得熟悉、好辨認。雖然環境天南地北，但從愛爾蘭、澳洲、巴勒斯坦西岸，不管到哪裡，殖民者都會將原住民習慣的用語，連根拔起，改頭換面，取個全新的地名。
舉個例子來說明，本地人口中的街名跟官方取的街名，有什麼不一樣呢？有條路，連結部分我住的德罕與往南十六哩的海濱城市吉爾福德（Guilford）。我們德罕居民（但也只限於德罕居民）管這條路，叫做「吉爾福德路」，因為我們上這條路，就是要去吉爾福德。同樣的一條路，在吉爾福德那邊，自然而然的被稱為「德罕路」，因為對吉爾福德的居民來說，走這條路，就是去德罕。你應該可以想得到，住在這條路中間的居民，管它叫「吉爾福德路」或者「德罕路」，端看他們要往哪裡去。明明是同一條路，兩頭的居民卻給它取了兩個名字，這就是鄉土命名法的特性，有很強烈的隨機性、依附在特定的情況下。兩個不同的名字裡，都註記了很珍貴的在地知識──可能是你最需要的情報，也就是這條路到底通到哪裡去。鄉土運作的方式就是給一條路取很多名字，或者給很多道路取相同的名字。也難怪，鄰近的城市，像是克林沃斯（Killingworth）、哈丹姆（Haddam）、麥迪遜（Madison）、梅里登（Meriden），只要是通往德罕的道路，全都叫做「德罕路」。
現在想像一個棘手的課題，鄉土路名在當地行之有效；對外人來講，每一條路卻都需要一個明確、專屬的路名。州政府派工程隊去補「德罕路」上的破洞，想來一定會問「哪條德罕路」？不管攤開哪個版本的地圖，想來你不會覺得意外，在德罕與吉爾福德之間的那條路，印的是官方命名的「七十七號公路」。州政府的道路命名方式，必須通盤考慮，要有足以分辨的制式標準，一定不能重複，盡可能設想到所有可能的狀況。「七十七號公路」的路名並沒有辦法告訴用路人，這條路通到哪裡。我們攤開地圖，跳入眼簾的七十七號公路，只會讓我們意識到每一州的道路都是數字編號。官方命名其實非常重要。如果你在德罕─吉爾福德公路上出車禍，當然會很清楚的告訴統籌整個州裡救護車的調度人員，你在七十七號公路，嚴重失血，再不快來，性命不保。
在許多的場景裡，鄉土跟官方的命名取向時常相左。鄉土街名、路名暗藏著地方知識。舉個例子，少女巷（附近的五位未婚少女，在這裡散步，總是排成縱列，每個星期日上教堂）、蘋丘路（道路蜿蜒上到丘陵，原本有片果園跟一個蘋果汁作坊）、奶鍋路（乳製品製售集散中心，街坊鄰居到這裡來買牛奶、鮮奶油、牛油）。口耳相傳，地名固定下來之後，對當地人提供很多相關的實用資訊，但對外地人或者剛搬過來的新住戶，可就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了。還有些路名跟地形特色有關，米卡脊路、裸岩路、波爾溪路。在小地方，路名、地名加總起來，就等於當地的地理與歷史；如果一個人熟悉當地典故、特色、演進與家族企業史，自然可以破解箇中玄機。土生土長的老百姓覺得這些名字擁有豐富意涵，外地人卻經常被搞得莫名其妙。規畫人員、稅務人員、運輸管理者、救護車調度、警察、消防隊員比較喜歡井然有序的整體性。在他們的工作領域裡，最方便的就是棋盤式的方正格局，連續編碼（第一街、第二街）、羅盤方向（西北一街、東北第二大道）。華盛頓特區特別亮眼，就是理性規劃出來的城市。相反的，紐約市就顯得雜亂無章。華爾街（Wall Street，其實就是原荷蘭殖民者築的外牆）以南，就是「鄉土」格局，三角街道形式與命名，好些原本是人踩出來的小徑。華爾街以北，是個容易辨識、梗概呈現的網格城市，有著笛卡兒式座標的簡潔，大道與街道直角交叉，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是順著數字規規矩矩的排下來。某些中西部的城鎮，不想用單調的數字街名，改用歷屆總統名字來命名，但就辨別度而言，大概只有益智遊戲高手，才搞得懂波克、范布倫、泰勒、克里夫蘭這些街道名的前後排序。或許他們覺得這種命名法很有教育意義，從街名也能學到點東西。
鄉土標準的精確程度，只消滿足眼前需求就夠了，體現於像是「一小撮鹽」、「一箭之地」、「一捆稻草」與「耳力所及的距離」。就功能來研判，鄉土智慧其實比自認嚴謹的測量標準，更加精確。舉個例子說明，史廣多（Squanto）教導白人拓荒者，如何種植對他們來說還很陌生的作物。據稱他跟白人說，「在橡樹葉長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時候，就要播種玉米。」十八世紀農民的曆法完全相反，建議開始耕作的日子為「五月的第一個滿月」，有的還指定日期。我們可以想像：農民曆的編者因為擔心霜害，小心過頭，反而誤事。此外，農民曆的規定太過僵化：海濱跟海島的氣候狀況不一樣，兩邊的農民要如何適從？丘陵北邊的田地，日曬程度較少；高海拔的田地又是另外一番景況。農民曆一體適用的標準，難以因地制宜。換個角度來說，史廣多的經驗卻很好用。只要找得到橡樹、看得見松鼠，鄉土智慧就可以發揮得很好。鄉土智慧源自對環境的了解，如今看來，反而更能掌握地面溫度與橡樹樹葉生長的因果關係，奠基在萬物復甦、生命逐漸開展的縝密觀察，春天當然有既定的時序，可能來得早、可能遲，期間可能延緩，也可能加速。農民曆靠的卻是舉世皆然的曆法與月相系統。
碎片六 官方知識與地貌控制
命名、地景、建築布局與工作流程中，所透露出的秩序、理性、抽象與整體清晰度，展現的是權力的差序格局，就我看來，即為「控制與挪用的地景」。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幾乎舉世都奉行永久性的父姓繼承制度，在國家發現這個制度有利於身分系統建立之前，其實並不存在於世上任何地方。隨著稅務、法庭、土地產權、徵兵與警務等統治手段，陸續興起，父姓繼承制加速擴展──換句話說，隨著國家發展而茁壯。隨後，識別碼、照相、指紋以及DNA檢測，逐漸取代成為新興的監督與控制工具。這些演進的最新科技，代表一種整體能力，可用來分送疫苗，也可以圍捕顛覆政權的敵人。這種能力將知識與權力高度集中，但對於使用目的，卻又完全保持中立。
從這個觀點看來，工業組裝線透過將勞工分門別類，取代鄉土手工藝作坊。設計工程師掌控全部流程，站在生產線旁的工人，就是可被取代的「雙手」。對某些產品而言，流水線的確比手工作坊來得有效率；毫無疑問的，在工作流程中，權力總會集中在主導流水線的人手上。但對於機械的完美控制，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夢想，不只因為工會介入，更是因為每部機器都有專屬特性。不論是銑床還是壓印機，難免會有些專屬的脾氣，工人熟悉手上操作的這部機器，擁有針對性、經驗累積出來的知識，這就是他們的價值所在。即便是流水線，鄉土知識還是順利生產的關鍵環節。
以產品標準化為首要目標，必須在專屬打造的環境裡，比方說亨利．福特的T型車工廠，或者生產大麥克的麥當勞廚房，生產品質一致的產品，控制的嚴密程度，包管讓你瞠目結舌。細到緊盯產製每一分鐘的麥當勞連鎖店，廚房的空間佈局都是從管理核心出發，目的是強化控制原料處理與製作流程。也就是說，區域督導的巡察只要帶個簡單的夾紙板，就可以評估分店的營運情況，因為工作守則就內嵌在設計中。冷氣的規格一致，設置的地方預先規劃妥當。同樣的設計還擴及炸薯條機、烤架，如何清洗與保養，都有詳細的規定，就連包裝紙也一樣。完美的麥當勞連鎖系統、完美的大麥克漢堡，都在中央總部裡構想出絕無瑕疵的形式，隨後落實在建築、空間配置與教育訓練中，督導的計分板，只是在計算現實跟理想之間的落差而已。福特式流水線、麥當勞模組的內在邏輯，其實就是舒馬赫（E. F. Schumacher）在一九七三年發表的論述：「是針對所有生物，包括人類的不確定、不守時、抗拒控制、剛愎任性的全面性挑戰。」
不誇張的說，我想，檢視過去三個世紀，就是標準化、官方控制與挪用地景，擊潰鄉土秩序，取得壓倒性優勢的勝利年代。伴隨而來的是大規模管理階層組織崛起，最醒目的例子，也是最合邏輯的結果，就是國家權力的成長與擴張。鄉土秩序流失的幅度，其實比想像中更嚴重。我在這裡不過是起個頭，邀請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補充：國家官方語言取代南腔北調；私人土地商品化契約取代複雜多樣的土地運用模式；計畫性社區與鄰里取代老舊、雜亂的聚落與街坊；大型工廠與農場取代傳統的手工藝作坊與混雜種植小農；標準化的命名與辨識系統，取代多樣化在地命名慣習；國家法律取代地域性的習慣法與傳統；大型的灌溉與供電系統取代地方的取水系統與燃料蒐集；原本相對抗拒控制與徵用的地貌景觀，終究不敵能促進階層協調運作的地景。
碎片七 鄉土的韌性
有件事情非常清楚：大規模的現代化計畫，擁有絕佳的協調性，就某些目的而言，是最有效、最公平、最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太空探索、大眾運輸系統計畫、飛機製造，或者各種大規模建設，都少不了由極少數專家協調、掌控的大型組織。控制流行病與汙染蔓延，也需要專家主持的中心，接收與消化上百個單位回報的標準化資訊。
在遇見頑強抵抗的大自然，箇中的複雜性他們無法完全了解；或者是遇見剛愎專斷的人類，人性的複雜性他們也無法完全掌握的時候，這種大型計畫就會惹來麻煩，有時還會是難以收束的大麻煩。
十八世紀末期，在德國推動的「『科學』林」計畫以及其他幾種經濟作物栽種，引發日後的諸多挑戰，就是前述的典型案例。想要擴大柴火、木材銷售的利潤，科學林推動者認為：根據土壤的情況，每畝能夠產生最多立方米木材的樹種，首推挪威針樅或者愛爾蘭松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大規模的清除雜林，同一時間種下成排（就跟一壟一壟的農作物一樣）的單一樹種。他們選擇的林木，主要的著眼點是便於檢查、在一定的時間後，便可砍伐；從標準化的樹林裡取得整齊畫一的木材（也就是所謂的「法正林」﹝Model forest﹞）。有一段時間，大概持續了一個世紀，計畫推行得很成功。隨後，急轉直下。事後證明，第一批的林產如此豐碩，得力於雜木林孕育出的肥沃土地，但用標準科學林取代之後，優勢無以為繼。對專門攻擊挪威針樅或者愛爾蘭松樹的害蟲、鏽病、介殼蟲、枯萎病來說，單一林種是場道道地地的盛宴。此外，一整片都是年齡差不多的樹木，很難抵擋暴風冰雪的侵襲。為了要把森林簡化成為生產單一產品的機器，科學林急速削弱了林地多樣性。缺乏樹種多樣性的森林，在每一個環節裡複製單一的傾向，結果導致昆蟲種類、鳥類、哺乳動物以及地衣、青苔、菌類與植物群生態系統的整體貧弱。規畫者創造出綠色的沙漠，大自然隨之開始反撲。科學林一度讓推動者聲名大噪，但只不過一百年再多一點，後繼者面臨許多棘手難題，也讓「森林死亡」、「復育林」（restoration forestry）等名詞，同樣名噪一時。
亨利．福特由於T型車大受歡迎，累積出難以想像的財富，卻也擺脫不了同樣的困境。他想把營建汽車工廠的經驗，複製到熱帶土地上種植橡膠。他在亞馬遜河的支流沿岸，買下面積跟康乃迪克州差不多的大片土地，自創產業國度──福特蘭地亞（Fordlandia）。一旦成功，在可預見的將來，福特蘭地亞將提供源源不絕的橡膠，足以裝配他生產的各式車輛。但這個計畫最終卻招致後患無窮的慘敗。在亞馬遜盆地，橡膠種植散落在多樣的生態系統中，原本能夠長得很好的原因，部分在於橡膠樹隔得夠遠，可減輕病、蟲害的蔓延，隔絕原生態裡的負面效應。荷蘭人、英國人把橡膠引進東南亞，有效阻斷病害蟲與天敵的滋長，種植的成果也相當不錯。但是，在亞馬遜盆地，集中栽種成排的橡膠樹，沒過幾年，就在各種植物病害、枯萎病的連番攻擊下，奄奄一息。最終他們啟用大膽、昂貴的三重嫁接法（triple grafting，樹冠砧木嫁接到樹幹砧木，然後再把兩者嫁接到另外的根部砧木上），還是敗下陣來。
在里弗魯日（River Rouge），經過縝密策畫，人工打造的單一目標汽車生產線，雖說備極艱辛，最終還是克服了環境。場景換到巴西，當地的熱帶性氣候，應付起來，可沒這樣簡單。幾百萬的資金狂砸、無數次的管理與栽種方式調整，屋漏偏逢連夜雨，在農場工人暴動之後，亨利．福特只得放棄在巴西的冒險。
亨利．福特的起手式，是由專家挑選最好的橡膠樹品種，再改造環境滋養其成長。我們運用相同的邏輯，但倒過來想：能不能先從評估既定的生態系統開始，再挑選能在其中健康成長的栽培品種？安地斯山馬鈴薯種植的傳統方式，展現鄉土智慧跟農民手藝結合的絕佳範例。在安地斯山高海拔區域，栽種馬鈴薯的農夫，至多會開闢十五塊小農田，輪流耕作。每一小塊地都有不同的土壤、高度、日照方位、風向、濕度、傾斜度與栽種歷史，並沒有所謂的「標準農地」。他們培育出許多地方品種，特性也都能被清楚掌握。農夫會仔細計算調配，在同一塊田地上，種植一或者多到十幾個品種的馬鈴薯。根據上一季的產量、病蟲害、價格，調整土地規畫與運用方式，每個農季都要開始一輪新試驗。這些農地等於是市場導向的實驗站，產量高、調適能力與可靠度，表現都相當不錯。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不只栽種作物，還積攢種植經驗、發展彈性策略、增進生態知識，鍛鍊出足夠的自信與自治，孕育下一代的農夫、鞏固社區傳承。
安地斯山區拓展「『科學』農業」的邏輯，其實跟亨利．福特的亞馬遜橡膠栽種，師出同門。一開頭，也是一個「理想」的馬鈴薯品種，量產是主要的著眼點，卻不是唯一的考慮。作物科學家先培育出大致上最接近理想特性的「基因型」馬鈴薯，接著在實驗田裡，小規模種植，確認最適合生長的各種條件。推廣的重點放在改良田地整體環境，把「基因型」作物的潛力，發揮到淋漓盡致，可能會動用到氮肥、除草劑、除蟲劑、特殊的田地與土壤準備工作、灌溉，還要留意耕種時機（包括播種、澆水、除草、收成）。大家心裡也有數，一個「理想的」本地品種，過個三四年，難免被害蟲與疾病盯上，這時只好培育更新、更理想的品種來取代，周而復始。如果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田地會慢慢變成標準化的田地、農夫也會慢慢變成標準的農夫，就跟亨利．福特在里弗魯日，統一標準作業環境與工作流程一樣。但是，話也得說回來，組裝流水線與單一作物栽種，若想持續維持，終究得臣服在鄉土工匠與變化多端的鄉土地貌之下。
作者為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著作包括：《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等。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
書名：《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תגובו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