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復活節的週日，受邀去了友人家參與節日聚餐。老房東的一家人返回柏林，陪老先生吃豐盛的早午餐。傍晚在花園跟著找了彩蛋跟禮物、打了羽球，進屋後老先生端出私家食譜的布丁，邊吃邊聊。談到東西德合併前的歷史，老先生聊到圍牆倒塌跟史達西（Stasis）檔案解密，我開口講了一點台灣，講戒嚴講蔣家，講了台灣在推轉型正義。
可能觸動了什麼開關，老先生接話說起了自己的故事，一開口便是一輩子。祖母在集中營被殺害，1942年納粹開始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父親帶著妻子和他已出生的姊姊逃亡。「本來在等待遷移通知，但我們全家都是猶太人⋯⋯他們決定逃。」一家人躲藏了三年，期間受到非常多人幫助。
戰後老先生出世，成年後讀了歷史，意識到當年這些人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他循管道接觸了其中幾位，「他們都是非常平凡、非常可以說是簡單（einfach）的人。有人是基督徒，有人不是，有人甚至非常貧困⋯⋯未必是出於對猶太人的認識或同情，多數自稱就只是基本的人性而已。即便他們當年只要被舉報，都會跟著付出代價。」
老先生接續開口，才得以知道，柏林有個博物館的展覽，就是關於他姊姊蘇西跟家族被迫害的故事，老先生並且受邀去數間小學分享，「一群十三歲的小孩，看了展後問我非常多問題。不是從課本或大人口中聽到的，而是他們思考過後的、自己提出的問題。」他說到這裡，臉亮了起來。
我們聊到天黑，老先生熱情開口，背出了日期跟開閉館時間，邀我一同去參觀。是在這樣的緣分跟契機，我在老先生的陪同下參觀了《蘇西》展覽。最重要的是，展覽本身想接觸的受眾是鎖定在六到八歲，年齡層較低的孩子。《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筆下的日記之所以廣傳，不僅是反映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真實，也包括作者透過她那年紀所擁有的感知，去述說不同身份的敘事。
而蘇西被迫經歷逃亡時的年紀是六歲。據老先生的說法，正如十幾歲的青少年透過《安妮日記》的故事，能更理解納粹迫害的歷史，這個展覽本身的目的，也是期望能讓年齡與蘇西相近的幼童，透過相近視角，明白二戰德國發生的過往。
有別於一般的歷史或猶太紀念博物館，展覽本身打造成一個家的意象，將空間切割成數個房間。除了當時的照片、相關信物及記錄外，搭配手繪風格的圖片與解說，並且多以小女孩蘇西的視角去敘說，讓孩童有親切感。展覽最後一區放有搭配出版的繪本，一旁的留言板可以看見滿滿參觀後的兒童心得跟塗鴉，包括「希望不要再有戰爭！」「蘇西好勇敢！」等文字。
當天也遇到德國媽媽帶著十歲小男孩，她說是兒子主動說希望媽媽可以陪他來看，「因為是納粹時的歷史，小孩會怕。」回頭看台灣，也不乏在民間進行相關努力的藝文創作者。繪本《愛唱歌的小熊》改編自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先生的故事，用童書的方式引導孩童理解過去的這段歷史，也改寫成舞台劇演出。
學校裡的歷史教育，即便有了第一線的博物館參觀，若沒有活潑適當的設計，容易讓學生失去專注力、寫寫學習單了事。倘若在這樣的歷史教育現場，能夠注入像《蘇西》這種專為特別年齡層設計的巧思，想必能真正影響學齡兒童對過往歷史的興趣。
另一方面，在轉型正義工程上，關於不同身份受難者的故事也有待發掘跟述說，女性的、原民的、不同階級跟年齡的，各種敘事的浮出不僅有其必要性，故事的「被看見」也能讓相近身份的族群有所共鳴。
展覽設計，以小女孩蘇西的視角進行解說。作者攝。
蘇西一家人逃亡三年，待過的不同住處，照片僅是一部分。作者攝。
展覽最後的留言版，有不少兒童留言及塗鴉。作者攝。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畢業，現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社會學碩班。日常裡信仰民主，盡可能實踐女性主義。糖分與酒精是身體組成，電影與文學是逃避出口。做一個堅定的小國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