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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活在一個不容易分辨黑白是非的時代。再過不久，機器人就會替我們處理一切所謂「日常」的工作了。例如人家打電話來找你，它會自動按照打來的人與你熟識的程度決定如何回答。例如「他不在家，請你晚上再打來」是給一個認識很淺或不認識的人的回話。「他讓我告訴你，打電話到0XXX-XXX-XXX，你知道這個電話號碼是誰的」則是給知道你可以分享你的秘密的朋友的回話。這樣的服務很貼心，連我都很想有一個。但是如果你的機器人被駭（hacked）了，出了問題，那你就慘了。
假定你住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被駭了，那麽你大概連119也打不進去（根本也被駭了）。可能街上人們不是在吵架，就是太太追打丈夫，或者槍聲大響，你家裝置的保全系統都死了，甚至於家人被屠殺了，而你還不知道。這樣的事不是不可能發生。過去也偶爾會發生。然而：機器人替你代勞的時代，很可能這樣的事情會更頻繁發生。
以上說的主要是個人層面的事情。它和警政系統如何跟得上時代有關，但是機器人如果被更爲先進的技術取代，那麽情形就麻煩了。
什麽東西會令我們比失去自己的認同更恐怖呢？有，那就是你的「認同」被改變了。你收到的訊息看起來都是正確的─格式、文字、指涉等等；連你的親朋名字都正確──但是它的内容卻是假的，扭曲的，別有用心的，目的是改變你的認同。現在這一類的活動已經提升到國家的層級，成爲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極為重要的課題。當今意見領袖的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或者是「谷歌觀念」（現改名為「拼圖」Jigsaw）負責人的科恩（Jared Cohen）都對這個問題有所論述。在哈拉瑞看來，過度保護媒體的自由是危險的。科恩認爲我們要重視科技本身的發展，善用它來保護資訊流通的自由。
科恩（Jared Cohen）與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兩個人所說的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值得所有關心假知識會威脅我們的真自由和真任同的人深思。先從哈拉瑞說起。
他去年初的新書是《21世紀的21堂課》中就指出人類總是以爲認人類是獨立有自主意志的生物，而因爲有這樣的幻覺，於是自信不容易被欺騙，能做對自己最好的判斷和選擇。但是人工智慧發展了之後，各樣的假消息（或錯誤消息misinformation）充斥網路的穹蒼，而且透過大宗數據的運算，能夠找出每一個人會喜歡聽到的消息，夜以繼日地灌輸人們，中間夾雜假的資訊。就這樣，很大量的人都會同時收到為他們每一個個人製造的假消息。
人類以為自己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事實上根本無法在收到的衆多訊息中，分辨出錯誤的訊息。如果這個訊息本來就不是他關心的，那麽他受騙的可能性更高，因爲別人也都覆述相同的訊息，會把人判斷能力徹底摧毀。所以哈拉瑞指出：群衆在這個大數據流竄的時代，更容易被影響及左右，做出各種不理性的行動或行爲。
科恩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冒險家，喜歡像人類學家一樣到各處去做田野調查。但是他研究的是國際政治，因此他常常以外國的政治家和社會運動領袖作為接觸的對象。他對於國家這個概念與傳統不同，採取全球的觀點。他相信科學的普世性，並且認爲所有的文明都會遲早接受科學：科學是人類進步的共同基礎與價值。因此他對於防止假消息的流竄很有信心。他認爲寄望國家來解決假消息也許是緣木求魚，大公司（像谷歌）有責任參與共同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科恩的想法充滿了傳統美國自由派的理想見解，不受現在的年輕人歡迎。因爲傳統美國的自由派分子（很多是革命前輩的後代）是很能躬身自反，以懺悔之心來設身處地、體諒不幸的窮人或被壓迫的人的所謂「進步」分子。他們甚至於敢宣稱祇要有人來了美國，即使沒有登記身份（他們不稱之爲「非法移民」），也一樣可以接受美國憲法的保障，有工作權，可以領受救濟金、免費上學、申請駕照開車，享受一切美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所以也要平等交稅）。
在全世界，我想美國自由派分子應該說是最能闡述「推己及人」理想的人。這種態度的確不容易瞭解，更難以徹底實現，因爲沒有了「一分爲二」的内外有別，簡直徹底地消滅了自我，甚至於帶有強烈的罪惡感（這一點絕對源自清教徒的信仰，雖然科恩本人是猶太人），很難為一般人所接受。不過至少在理念上面，他們的態度確實令人十分欽佩，立論也很能自圓其説。
重要的是像科恩這樣的人也是非常擔心威脅言論自由的力量過分擴張。他們更關心網路訊息流通的自由。所以一方面他們繼續提倡要開放，甚至於要大力濟助窮人或經濟落後國家，幫忙他們在資訊開放及自由上面能趕上西方；但是他們也呼籲一定要重視各方面的勢力對資訊的干涉和影響，希望各大公司能發展出有效的遏阻技術和機制。他們的關心廣及國與國之間的網路競爭。
所以哈拉瑞固然直截了當地表示：不是所有的資訊都應該用「言論自由」為理由不加管制，而科恩則表示一定要發展出有效的方法，來保護正確資訊的自由流通。這兩人的説法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要保護真正可靠的資訊，就要發展出可靠的方法來抵制錯誤的資訊。
由此可見，富強如美國，堅信立國理念的以色列，他們的知識人也都警覺到錯誤資訊的流通會動搖國民對是非、利害的判斷，影響他們對國家政策、社會價值的認同，最終甚至於忘記或抛棄自己生命的目標或理想。這樣的擔心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在發生的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三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俄國便曾透過「劍橋運算」（Cambridge Analytica）的大運算能力，把假的情報或消息透過所謂操控資訊穹蒼micro-targeting（針對個人而設計）的方法傳佈給個人。這樣的方法影響選舉，真是「欺之有方」！因爲這件事給爆開來，所以引起軒然大波，導致美國國會立案要調查川普總統是不是串通俄國，要顛覆美國的選舉。不管川普有沒有在裡面攪局，這事實上，劍橋大運算這家公司曾經干擾了超過200場各國的選舉；他們所收集的個人資料管事從臉書方面就高達87,00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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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俄國不算是美國的敵國，但是美國整體對於俄國在社交媒體，互聯網、或開放的資訊穹蒼所可能產生的破壞非常擔心。美國擔心的對象當然不限於俄國，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就算盟國也逃不掉美國人的偵防（三、四年前便曾爆出美國竊聽德國總理梅克爾電話的「醜聞」），現在資訊的流通千百倍於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遏止行動一定更爲廣泛、更爲積極。美國如此，所有其他的國家更是如此。對敵國如此，對盟國也是如此。
臺灣對於中國（以及其他各國）許多製造假消息的擾亂消息（disinformation）活動到目前根本缺乏有效防止的政策，更遑論行動。這個原因有兩重：一個是因為臺灣對所謂「言論自由」有一種迷信，以爲意見的市場必須是完全的公開，讓不同的意見自由地競爭，從而得到最大的公約數。
這樣的想法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信念。不過十八世紀畢竟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世界不同。今天，自由必須建立在經過有效過濾的資訊上面，不能一廂情願地一體看待所有的信息。所以我曾經在我的臉書上面這麽說：「自由最終的目的是防止abuse（濫用自由），而不在保障人們充分追求他們各自的理想。」也許十八世紀的人真是希望自由可以保障我們生存的理想，但是在今天，自由的基礎就是必須是防止它的濫用。
第二個問題，是因爲臺灣政府是建立在一個非常過時的憲法上面。因循這部過時憲法所立的許多法律或規定都使得臺灣政府很難把對岸的共產政府視爲敵「國」。再加上台灣人一向對法律毫不尊重，而他們的資訊來源既然主要是中文，因此被中國共產黨滲透是極端容易的事。這是臺灣今天非常令人擔憂的現實問題。
如何在立法上以及技術上保障臺灣能繼續自由地流通正確的資訊，並有效防禦造假資訊的大量侵襲，這是刻不容緩的需要。臺灣一定要站在堅定的立場上，模仿所有國家都緊急在採取的行動，在立法和技術上保障國民能有信心的收到正確可靠的訊息。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樣的時代：浩瀚的穹蒼空間已經變成了控制我們思想和認同的戰場。不管資訊來自何方或何國，只要有disinformation的消息都必須迅速揮劍斬除，這樣我們才能有效依賴民主的政府來保障我們獲得可靠資訊的自由。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