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認識的很多學界前輩中，余英時先生有很多獨特之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他的「擇善固執」。這裡的「善」，我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
很多大學問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價值理念，但並不輕易表達，說好聽一些是保持一個學者的獨立立場，實則多少有那麼一些「矜持」的心態。既有了「矜持」，活得就並不是那麼自由自在。余先生則是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1989年中國發生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悲劇之後，大批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這一點，連我都有點「看不下去」。
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余先生完全沒有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圖片來源：廖志峯提供
因為在我看來，以余先生的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必以電台評論員的身分對社會說話的，他只要願意講話，所有的媒體都會關注。更重要的是，做這樣的政治評論，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而余先生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何必給自己再添加工作呢？為此我幾乎每次見余先生，都會提到此事，擔心這份工作帶給他太多壓力。但是每次余先生都笑咪咪地告訴我他不會放棄這個工作。為了安撫我的關心，他說他近些年已經不自己動筆寫稿子，而是由電台的人打電話來，直接預錄他的評論，他說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精力，不會佔用他太多的時間。
余先生在電台做政治評論，既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他本身並不會太缺乏這兩樣東西，而電台也無法在這兩方面給他太多，而他的堅持，就是典型的「擇善固執」，因為對他來說，公開批判中共的獨裁專制，是他的一份必須堅守的良知，他必須以這樣的姿態在舉世的混濁中面對自己的良知。那麼多的學者教授，大概都會覺得在一個反共色彩鮮明的電台做評論員是「屈尊」，但余先生根本不會在意這些世俗的考慮，他想做，就做了。在我看來，這才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才真是「自由」的人生境界，而這樣的自由又有著厚實的知識土壤，這樣的大學問家，世間並不太多。
每次去余先生家跟他聊天，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覺得自己從小看歷史，看了那麼多的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故事，而余先生，就是典型的，甚至是中國最後的一批士大夫。什麼是「士大夫」？為什麼說余先生是典型的「士大夫」？其實我也無法清晰說明。這說起來有點玄妙，但是我必須說，他內在的氣質散發出來形成的一種氣場，對我來說，彷彿就是我想像中的那樣的「士大夫」。這種氣場很複雜，包括他對於世事和人事的洞悉，而洞悉中又不失一種幾乎可以成為「天真」的東西，這種「天真」其實分明就是一種散淡豁達。
他關心很多入世的事情，但是並未失去出世的高度；他涉獵很多現實問題，但是你跟他聊天，還是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基礎，還是知識而不是激情。他的「士大夫」氣質，還包括寬厚的胸襟，尤其是對年輕一輩的包容。我在他嘴裡，有時會聽到一些對於他的同代人的月旦，但很少聽到對晚輩的批判，包括對一些有爭議的人，他也都是從鼓勵的角度評價。在我看來，除了學術上的事情之外，他對於年輕一輩的看法，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那就是你是否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這聽起來有點過於簡單，但是細想之下，我們都知道，長期堅持這樣的原則，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也是一種「擇善固執」。
說起來，我與台灣的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一手促成的。1998年4月，我脫離了中國的監獄來到美國，很快就與余先生見了面。他是促成我決定先去學校念一個學位的主要推手之一，並主動寫了推薦信，保薦我進入哈佛大學。順利入學之後，有一次到他家閒談，他對我說，應當找機會去台灣看看。他不僅建議，而且出手相助，聯絡台灣他的弟子輩安排邀請事宜，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這對他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
之後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余先生推動我去台灣，其實也是他內心的台灣情結的一種表現。我們後來都看到，對於統獨議題和藍綠之爭，余先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和介入，但是對於一件事，余先生是非常執著的，那就是台灣的民主歷程。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時刻，例如太陽花學運時期，余先生遠在海外，但是保持高度關注，並很早就發表公開信表達了對青年學生的支持立場。對於近些年來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余先生反覆透過媒體採訪和文章表達關切，提醒台灣人民要堅守民主理念，警惕威權思想。他對台灣的關心發自肺腑，而這種關心，核心還是一個，就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余先生的「擇善固執」。
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有時候我想，我能夠從余先生那裡學到什麼？從學問的角度說，他的高度是我只能仰望的，也無從追隨。但是回顧與余先生的交往，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一個士大夫精神和現代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內涵，那就是「擇善固執」。這個世界上，擇善固執不僅是困難的，也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人生的意義，也可以經由「擇善固執」而得以彰顯和豐富。余先生走到今天，已經到了人生一個很高的境界。這個境界，或許不是我輩可以到達的；但是那個方向，卻是我們可以追隨前行的。從這個角度說，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作者是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華府智庫「對話中國」創辦人兼所長，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