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港台兩岸社會對新主義自由統領下的大學「商品化」／「企業化」的討論此起彼伏。而當中討論甚多是關於「兼任講師」─ 作為大學「商品化」和日益高漲的「重研輕教」風氣的產物。
「學術低端人口」的出現
諷刺的是，教學，是大學排名評比裡面最不受重視的但卻是作為一個大學不得不提供的服務。而這個「極不情願」的任務就由學校用最低的成本解決─「兼任講師」。顧名思義就是擔當教學任務，但是以暫時約聘的身分，沒有勞工保障也不需要學校提供物質支援（除了無關重要的文具之外）。而大學排名評比最被追捧的研究成果，則通過不斷聘用研究助理以提高生產率。「兼任講師」和研究助理可以是在學學生或業已畢業的學生。
十年前，「兼任講師」很多時候是業界上的資深人士。他們有非學術的業界工作，然後以「兼任」的身分來到高等院校教授業界第一線的專業知識。而研究助理在過往通常是大學生或大學畢業生，他們期望報讀研究所課程，而研究助理的工作正好提供了了解學術研究操作的平台。但是放眼今天的港台兩地，「兼任講師」被冠以「流浪講師」的標籤，因為不停的在不同院校兼任成為了他們維生的工具。
而擔任研究助理也常常變成是碩士班甚至博士班畢業生的工作：研究所畢業生就業前景黯淡，而大學教授在「重研輕教」風氣下也正好需要更有能力的助手，變相研究助理的門檻水漲船高，然而這個趨勢並沒有反應在薪水上。在香港，研究助理的月薪是港幣12000─16000，而台灣的則是相當於港幣大約5000─9000。在研究助理以外，還有如螻蟻般的領著時薪的學生助理（student helper），時薪和政府規定的最低薪水標準沒有差多少。
以上這些處於學術工作最底層的「低端人口」，遍佈公私立院校。關於他們勞動處境的描述和討論在各種媒體平台已甚豐。在這裡，筆者希望將討論放在探索其他可能性上。既然散落各地的大家暫時未能打倒「商品化」大怪獸，「學術低端人口」如何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和集體力量找回尊嚴？
職位不足還是能力不足？
有不少人將學術低端人口的出現歸咎於發達社會越發下降的出生率所造成的少子女化，或者歸因於這些博士畢業生的能力不足。當然，筆者不得不佩服甫取得博士學位就有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能人異士，以及總能爆發獨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同儕。但是「少子女化」真的是造成大學職位供應短缺的原因嗎？
2018年，陸續有報導香港公立大學對專職教學人員解聘。例如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五名講師被通知不獲續約，卻被校方「邀請」他們以以時薪約1000港元形式任教同類課程。引起媒體關注後，校方發出公開信澄清，表明所有做法都是合法的，因為講師本身手持的就不是長期合約。我們看到，並不是學生減少導致需求減低，而是校方對教學支出大刀闊斧的節源。
2018年，陸續有報導香港公立大學對專職教學人員解聘。校方表明所有做法都是合法的，因為講師本身手持的就不是長期合約。圖為香港中文大學。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台灣的狀況我們同樣看到，雖然開設博士班的學校從2000年開始大量增多，但是並不代表他們就一定要承擔失業的責任，因為其他重要的社會因素，例如同時也在增加的大學數量，升讀大學機會的增長等，也在影響整個生態。弔詭的是，博士畢業生增加了，大學生數量增加了，但是公私立大學的生師比例不升反降。根據台灣學者戴伯芬、吳燕秋和陳思仁的估算，如果以OECD國家平均的生師比是二十五的話，比照2011年的數據，公私立大學短缺了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名教師。但是在「重研輕教」和「企業利益最大化」的思維下，「專案教師」在台灣大行其道去填補大大的教學需求空缺。過去十六年來兼任教師增加了兩萬兩千五百三十人，增幅達百分之九十八。
只能肉鎚砧板上？
各種內外因素使然，身披博士畢業袍的莘莘學子，再不是社會的天之驕子，反而比起大學和碩士畢業生更容易落入來自社會、家庭和自身心理和生理壓力的深淵。
學術的階級金字塔越築越高，支撐的基座就要越來越寬大，而組成這個基座的「學術低端人口」只會越來越龐大。幾百年來，遇到不公待遇的工人和眾多工會組織發起集體行動，向生產資源掌握者發出怒吼。今天，這個本應是社會上擁有高級文化資本的人群，只能保持沈默，默默地幫助這個「市場化」、「商品化」無限制地增長？如果體力勞動人民的權利和健康是要受到保障，難道基於高知識高技術的學術工作甚至是「情感勞工」就不需要保障？（在大學裡，很多時候會用「老師提供學生學習機會」等「情感勒索」的理由掩蓋學生勞動權益應得的保障。）
2016年，香港輔助教研人員工會經職工會登記局成立，集結香港一群認為「只有團結起來，才可以為同行爭取合理待遇的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和從事其他教學研究輔助職位的人」。工會的目標包括：爭取合理薪酬福利待遇、勞動條件透明公開、反對零散化、確立勞資溝通機制、爭取集體談判權、確立輔助教研人員專業地位等等。2018年，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成立「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在這個契機下，工會擲地有聲地提出針對目前「學術低端人口」待遇不公的狀況的建議，包括要求專上院校承認院校與研究生的僱傭關係，提供與院校員工相等的待遇以確保其僱員的權益；要求專上院校為輔助研究人員訂立明確薪級表，以及資歷互認安排，確保輔助研究人員的待遇與院校員工相若等。勞動無分貴賤，勞動權益更無分高低。學術勞動即勞動。
2011年，為了對抗台灣大學認為研究生生活是安逸舒適的說法，也針對無休止的研究生被剝削的狀況，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發起全校性調查，發現校內有接近兩成學生是處於相當於製造業「血汗勞工」的景況，時薪低於國家規定的基本時薪。2013年，台灣大學企業工會成立。工會在成立過程中，透過法律行動，也促使台北行政法院默認教學助理、兼任助理和臨時工三種職種與學校之間的勞僱關係。這一系列的行動也直接捅破了過往「師生關係」和「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保護傘下校方對學生研究助理的實質剝削。
2013年，台灣大學企業工會成立。工會在成立過程中，也促使台北行政法院默認教學助理、兼任助理和臨時工三種職種與學校之間的勞僱關係。這一系列的行動也直接捅破了過往「師生關係」和「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保護傘下校方對學生研究助理的實質剝削。圖片來源：台大工會臉書
以上的機構主要針對全職的研究助理，除此之外，我們也急需保障各種「兼任」的學術勞工。然而遇到的困難是，「兼任」的性質代表勞工有多個僱主，產生了法律上的困境以及削弱了集體行動所需要的高度集中的動能。
2018年，香港非政府組織「高教公民」成立。不同於輔助教研人員工會，「高教公民」並非行業工會，關注輔助教研人員的福祉以外，集中回應的是「兼任教師」的問題，也就是目前行業工會未能覆蓋的灰色領域。目前該機構主要透過公眾研討會以及和民間組織的連結，促使政府和教育機構正視學術「商品化」帶來的問題：追逐排名犧牲教學品質，剝削教學研究人員等等。
換一種態度，換一個角度
改善「學術低端人口」的處境，除了通過集體行動促進制度的改變外，筆者希望整個社會對「勞動」有更多元的理解視角和更寬廣的胸懷。
首先，筆者絕不覺得「非全職工作」是一個問題。歷史上，自由工作者從來不是罕見的工作型態。多少歐洲藝術家是靠貴族階層的「委託創作」來生活的。例如文學家不是每個都有一份穩定的全職工作，很多是通過不斷的創作來賺取稿費和小說版權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有高度創造性的工作，也許根本很難囿於固定的架構中突破發展。
回到現代社會，合約制、外判制、工序細緻化等的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常態，而自動化甚至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在迅速改變社會生產模式。這是整個勞動模式和生活範式的轉變（paradigm shift）─斜槓人生的出現。「斜槓人生」指的是，一個人的職業不會像以前一樣，有固定單一的標籤（例如司機、教師），反而是有多種發展方向，例如一個大學講師可以同時是專欄作家和家居整理師。
「兼任講師」，是一個很光明正大的職業。如果社會給與各種「非全職」工作人士完好的勞動保障和足夠的尊重，「兼任」是一個選擇，而絕非一個「無奈」。一個人有機會在一個固定的職業上有持續幾十年的發展，是好事。但一個人擁有「斜槓人生」，絕對不是壞事。筆者身邊許多朋友反而享受當兼職講師，不用處理繁重的行政工作，也不用長期對著同一個老闆心生抱怨。
有機會到不同大學接觸不同類型的同學，教授不同科目，對於一個享受教學的人來說，是樂事。我們不會叫上面提到的是「流浪音樂家／文學家」，我們記得的是他們的專業造詣。對於兼任講師來說，我們是否可拿掉諸如「流浪」或者其他帶有負面意涵的標籤？甚至連「兼職」都不需提。在大學教學的，就是大學教師，這是對「教學」作為一個專業能力的尊重。評定教學高低的，是教學動機、質量和師生關係。為何一定要迷戀全職的名銜和穩定，以受聘條件去劃分教員的高低？
「尊師重道」，筆者認為從來都不過時。我們的社會要求學生尊重教師。但是反觀我們的大學制度和整個社會的文化，卻是對某些體制外的教師毫不留情地剝削，尊重更無從談起。教育，是社會進步的基石和推動力。我們需要好的教師，更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成全教育的大業。
作者為香港與台灣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在香港取得碩博士學位，現居美國中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