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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薩伊德（Edward W. Said）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內中批判西方想像下的東方再現，引起當時知識界及學術界不同區塊的驚喜與震怒。對於在詮釋學與解釋理論中已被認為是事實的東方主義，在文學批判裡並不是甚麼驚世駭俗的應用或發現。但薩伊德所捲起的浪濤與攪動的不安，在於他無法只討論文化或文本內的東方主義，而不去點明或討論更大的政治、道德及知識論脈絡下的東方主義問題：
「既然對我來說，無視東方主義的政治起源與其持續性的政治現實這個真相是全然不可能的事，那我們就有義務在知識與政治的基礎上，去好好調查對東方主義政治的反抗，這樣的反抗，恰好豐富的表明了一直以來被否認的真實。」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出版七年後，更進一步在”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1985）這篇文章中表明他批判東方主義的政治實踐及後續，宣告已然開展的後殖民研究。 「他者」不應再以帝國間或霸權集團視角被仲介或代言，其主體位置與發聲必須出現，人類社群才得以彼此真正了解。
東方主義不只是西方在意識形態上對當前政治熱點區域的地理東方之假設、影像及幻想，也在於兩者間本應流動但卻被固化的歷史及文化關係，以及在研究方法上隱藏研究位置，作勢「中立」的知識取得及生產。
前兩者被其後的學者們進一步發現存在於各地緣政治中的「巢套東方主義」（nesting Orientalism）：東方主義不再限於西方的操作，各區域政治的強權與帝國想像者總為自己在論述上或知識生產上架設了「附屬」的「東方」。而要破解東方主義的政治現實，則需要揭發權力與知識生產的關係，質問或表明其研究位置及目的，破解「中立」的假象，讓知識得以為社群全體，而非派系所用。
在薩伊德轉移典範四十年後，跨國際的新聞報導與文化、政治研究已有較多關注在被報導的區域與人民，與被研究社群的主體發聲，而非僅為權力服務。然而我們仍可在一些報導中，看到舊典範的操作與舊思維框架的套用。身為主體發聲常被國際忽略不計的台灣，我們必須學會辨識國際論述中的東方主義複製，以及知識生產目的模糊不明。
新型冠狀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自今年三月在全球加速爆發之後，有關台灣成功防疫的新聞也開始在國際媒體上以更大篇幅及深度的策略分析及防疫日常被報導。大部分的媒體將其報導重點聚焦於台灣政府的防疫政策及主要參與者；人民的配合及日常生活的防疫調整；台灣總統的政治領導特色及防疫機關的溝通與執行策略。中國除了是病源發生國，距離台灣只有180公里遠、頻繁經貿及人民往來的鄰近性，對照出台灣在防疫上的成效，在這些報導中，中國並非是主題或是台灣被報導的主因。
確實台灣的防疫是為了保護台灣在地所有人的健康安全，這是台灣政治與政府、產業、人民、防疫人員與學術及醫療單位逐漸認識此病毒及其傳染方式後所對話出的防疫本體，與中國並不相關。而這些國際報導所要傳達的，是不同國家的防疫成功案例是否可以給世界其他疫情緊急的國家參考。
然而《紐約時報》在4月22日的報導〈新冠病毒危機提供台灣反擊中國的機會〉（Coronavirus Crisis Offers Taiwan a Chance to Push Back Against China），卻將台灣的口罩國際捐贈行動與”Taiwan Can Help”的口號置於中國「一中原則」的論述下思考，認為台灣的國際援助是「反擊中國」，而非「台灣能幫忙」。但口罩的贈與提供各國第一線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設備，是台灣在防疫經驗中體認到的防疫前提，與各國傳達的緊急需要。為何台灣對國際防疫行動上的實質呼應，會被論述為與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零和遊戲，是頗令人玩味的紐時認知。
回顧薩伊德的批判，媒體因傲慢或懶惰，沿用強權的國際秩序想像，而忘了自己為何報導此區域，只能不斷提供特定框架的刻板論述，並不稀奇。中國對台灣有既定的認知與想像，對台灣採取僵化與固定的關係設定，並以其經濟及政治力量要求國際組織、政府及媒體順應其論述及宣傳，來產出有關台灣的資訊及知識。過去西方的東方主義常來自自身媒體所產製出的文化再現，而今中國的東方主義常透過西方媒體來全球傳遞其所要達成的政治現實及想像，而且還有媒體買單，才是更令人憂慮的狀況。
所有後殖民的解殖工程，都要回到自己本身。因此《蘋果日報》在4月24日的獨家報導〈新冠肺炎加深兩岸人民裂痕？大數據分析18萬個臉書粉絲頁揭露的真相〉，提供我們從知識論脈絡下檢視自身知識生產本體的機會。
薩伊德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 1981）說到，要建立真正可以服務社群共存的知識，研究方法的意識就不可迴避：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這個研究為誰執行？研究者是否將被研究的對象視為對話者（interlocutors）而非商品？研究成果的知識是否被呈現成客觀中立的實體，卻避而不談它應是在政治上主動追求的提問與回應？
因此為何這個研究對台灣新冠肺炎的臉書討論大數據分析，要著重在台灣對中國的態度與情緒？它的研究目的是甚麼？它產出的知識想要服務的對象及社群是誰？它的被研究對象及社群是否被視為對話者而非僅資料提供者或大數據母體？研究者所在的位置為何？
紐西蘭的後殖民及原住民研究學者Linda Tuhiwai Smith在其著作《解殖方法論: 研究與原住民族們》（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1999）中提到，所有被邊緣化的空間，也成為抵抗與希望的空間，在抵抗與希望的過程中，浮出的是一連串的「我是誰？」。當研究者帶著這個問題在研究的過程中深入挖掘，自我的主體也重而建立。
這或許是我們在研究或報導上，可以加入建立福爾摩沙主體，有意識的開始。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