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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的雨傘革命失敗之後，年輕人質疑戴耀廷的「佔領中環」論述無效。佔中三子的「公民抗命」理論，對於香港青年而言，就是一頂掩蓋問題本質的大帽子，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策略語言，偷渡了香港社會的保守性格——片面期待殖民主釋出的善意，而未意識到香港人應該是爭取自由的主體。
對當時所謂的「運動大台」（領導中心）而言，溫和、保守的運動策略與光鮮亮麗的國際形象，確實有助於爭取大眾支持，但是這套做法，卻限縮了運動現場的能動性，進而使得許多熱愛家園、甘於犧牲的運動參與者，一旦支持佔領立法會等可能擴大衝突場面的運動策略，就被指責是「鬼」。許多人認為自己只不過表現得較為進取、激進，卻遭到「切割」，以至於心有不甘。「公民抗命」理論也就成為了運動的分歧點，無法團結彼此，甚至造成猜忌與世代隔閡。
「公民抗命」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中譯作「公民不服從」，對於當時仍是高中生的我，卻是個突破性的概念。當時我根本不認識任何現場的學生與群眾，但是許多與我處境相同的中學生，都在那一晚，透過電視轉播，隔著螢光幕，看到人們被警察暴力襲擊。血腥的噁心感襲上心頭，都幾乎要吐出所有對馬英九政權的憤怒與厭惡。
那幾年在香港讀書，參與社會運動的日子，也就是得不斷地穿梭在台港兩地之間，頻繁地面對這些脈絡轉換所帶來的突兀。香港面對巨大的威脅與壓迫，因此需要更多理論、更多鼓舞人心的說法、更多有效的論述來號召人們繼續往前，抵抗侵略。然而，現有理論與運動者實際情感卻無法同一，許多人感到無所適從。那時許多大學學生會系統中的學生運動者，包括我，都只是社會科學的初生之犢，只盡可能從書堆裡摸索出一些待解的疑問，寫一些青澀、拗口的社論文章。
二〇一五年九月，在一次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的特刊裡，我們審慎地採訪了戴耀廷，將他的想法據實地呈現出來。他認為，「非暴力」手段並非作為公民抗命運動的關鍵特徵，但是處在香港當下的時空，卻是一個向公眾展示誠意，與忠誠於運動目標的重要手段。
同一期刊物中，我們也向台灣的陳嘉銘老師邀稿，希望在香港現有的資源之外，能有學者為我們解答公民抗命理論的時代意義。另外，我們也找了吳介民老師，希望他藉中國因素的政治經濟實證分析框架，來指認壓迫來源，從法學、哲學以外的觀點，給予運動場上的我們一些思考的方向。
他們都很熱情地回應我們，陳嘉銘老師簡述公民抗命理論根植於美國1970年代的政治脈絡，他認為其主流的定義和原則，包括公開、非暴力和接受法律制裁後果等等，都是基於抗命者為了說服公眾，還有必須表達對法律和憲政體制的忠誠，因此只適用於政體正當性普遍被接受，具有高度正義原則共識的政治社會。
然而香港不是如此。在缺乏自治權利、受中國政權宰制的情況下，香港早已符合自由主義者的革命條件，因此我們不需要再問「香港有沒有發動革命的正當性？」，而是要找出：香港是否要放棄公民抗命的語彙，如果不，而為何不？
陳嘉銘老師寫道：「也或許有人會說，公民抗命只是運動者面對保守的香港社會採用的策略語彙，沒有內在價值。」但是「所有公民抗命的核心命題是一個『違背法律』和『尊敬法治』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的張力，讓公民抗命產生強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可是我們不需要把『尊敬法治』窄化到羅爾斯主張的對當前憲政體制的忠誠。如我們之前討論，所謂的法治，它對抗的對象是人治的政治支配，法治透過每個社會不同的憲政主義完成它對抗人治的目標。」
那麼，什麼又叫做「違背法律」和「尊敬法治」之間的矛盾與張力？順著這個命題，我們所需尊敬的「法治」，在香港的情境裡，不正也是保守的政客用來掩蓋問題的說辭？況且香港法院正逐步受中國政權控制，所謂「尊敬法治」只不過被用來為中國極權統治的擴張擦脂抹粉罷了。
當時我的確不完全理解這段論證，但是今時今日，在歷經香港流水革命，香港人普遍對於抵抗中國有所覺悟之後，便很清楚了——追求憲政主義的香港人，並非追求殖民者偽裝出的殖民地法統治體系，香港人所效忠的法治根源，當然不是北京，更不該是歷史上任一位殖民主所釋出的善意；香港人正不斷地透過行動證明：法治真正的實踐，只會現身於那經歷痛苦與脅迫，卻還勇敢而無畏的共同體精神，那將是重建香港法治文明的起始。
公民抗命並非完全對立於自由主義者的革命起義，也並不需要被無限窄化為保守、腐朽的「非暴力」訓令。據此，公民抗命確實有其張力與意義，這理論彰顯出我們所效忠的共同願景——處於抗命處境的我們，並非野蠻、暴戾、將自我利益極大化的無恥之徒，相反地，我們該是追求憲政主義、實踐法治的虔誠信徒。
那麼對於追求憲政主義的台灣人而言呢？三二三案二審判決結果確定後，多名當事者遭高等法院改判有罪。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卻公開聲稱這是「遲來的正義」，而他至今仍未為當晚的暴力執法道歉。他將公民不服從引述為譴責運動者的工具，在他眼裡，當年的運動者皆是不願意承認現行憲法、不願意承擔法律後果的「暴徒」。
這是何等的諷刺？一位前行政院長將台灣推向面臨中國併吞的危險邊緣，甚至命令警察襲擊民眾，現在卻又反過來採用公民不服從理論，來訓斥運動參與者不選擇效忠體制？他與他的黨羽透過虛偽的證詞，操弄理論語言，反而混淆了我們所應追求的法治理想。
要如何反駁他？我認為是該由我們來回答我們對於憲政主義與法治實踐的忠誠。我們必須持續、奮力完成當年太陽花運動所激發出的國家願景，這才是我們法治理想的根源！這才真正彰顯出公民不服從理論撼動台灣人民的情感張力！
尚未能實現的國家願景，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留下的未竟之業。當年訴求「公民憲政會議」，那是因為我們需要一部新憲法，讓國民的認知與意志得以同一；需要健全的政府體制，讓權責得以相符；需要多元開放的國會，得以讓不同價值立場得以交鋒。太陽花運動中有那麼多青年學生參與其中，那是因為我們期待青年不再需要依附於舊的政治結構，得以自立自強，捍衛我們所相信的價值，而不斷挑戰舊有的利益結構。
自太陽花運動以來，中國加大經濟統戰的力度，企圖併吞台灣，我們必須強化民主體系，阻擋中國滲透威脅；也要打造創新的經濟體系，讓世代正義與團結永續得以實踐……
反擊江宜樺之流，效忠於憲政主義的理想，其實也就映照出台灣人建國的長遠工程。若我們能實踐我們當時所應許的國家願景，如此定能證明今日三二三案的被告們，無罪。
作者為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