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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是觀看球賽更不是連續劇
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台灣這場仗打得好，是因為十七年之前我們國人打過SARS的仗，政府超前部署，全民提高警覺全心全力配合而成。四月十四日及相繼的十六、十七日的零確診，都值得讓人欣慰。
但是不曉得有沒有人注意到，因為台灣確診案例相對少，而同時長達三個月時間全民專注為防疫，自一月政府提醒要做好防疫，限制口罩出口與實名制購買口罩，大家繃緊神經，情緒一天比一天鼓脹，就怕哪一天台灣防疫會破功，使得台灣人民觀看疫情的感覺似乎與看國際足球的心情差不多，多一個確診就好像守不住這一球，唉聲連連，心情降到谷底。相較於其他確診例已經攀登上千、上萬的國家來說，台灣的確是守住了，是全民的福氣。
但是台灣人民不以為意，卻拿每一天的疫情中，針對每個確診者旅遊史的環節與費用當成情緒出口，一個不高興就破口大罵，一些特殊案例公佈的職業別，除了成為街頭茶餘飯後的話題外，整個社會氣氛也好像是在看連續劇的播出，每個人針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在臉書上大放厥詞，不理性的評論與發言，成了抒發疫情情緒高張的管道。
疫情需要兼顧公共衛生與人性的救助精神
台灣人民因為疫情相對不緊繃，高度期待零新增案例，為了守住每一天的每一球不要進洞，台灣人民對於確診者幾近是用極嚴苛的眼光在批判，也沒有多少人道上的同情，反而各各激情地用放大鏡般地眼光審視每個確診案例，極盡批評之能事。確診者如果是境外移入的國人，那這些人就更會被罵到狗血淋頭。如果境外移入又是沒有健保的國人確診，那台灣人民那幾天情緒的煙火，可說是直衝上天，一炮接一炮地綻開。
沒錯，現在台灣人有口罩買，也為了買口罩，三個月下來，全心注意一星期或兩星期排隊買口罩的生活，讓人民簡直快要處於顛狂的狀態。整個防疫都是在談如何買口罩以及限制出口口罩，一直到現今的口罩外交，進而還要為了口罩外交而更改華航的名稱。
整個防疫期間的口罩政策與規定，讓不願配合的人開始厭惡戴口罩，覺得政府管控太多，甚而有人想要提釋憲，認為人民有抗拒的權利。高張的情緒中，也有人說了，限制那麼多，乾脆封城算了。
一連檢視下來，其實可以看到台灣人民完全不知封城的滋味與社會成本的損失。所以會看到有人寧願不要戴口罩而想被限制數個月以上的行動自由。其實喜歡算錢的台灣人，可以試想看看，全國大家不能出門，連續幾個星期的街頭，像是在過農曆連假年般地店家大門緊關的情景。並且每個人都不允許走春郊遊，也都不能開店，遑論消費。台灣民眾到那時候，累積下來的情緒，全國人民應該會大暴衝吧！因為我們不願變那樣，所以大家多願意捨棄一些個人自由，配合防疫措施，才能讓台灣成為目前在地球上屈指可數、碩果僅存可以自由行動又不須封城鎖國的國家吧！
確診者隱私與就醫人權
只是，生活在一個法治國家，應該理性看待所有的問題，包括武漢肺炎的疫情也一樣。一個人確診武漢肺炎，可好可壞，一旦確診者是那少數的嚴重致病病患時，對他個人與家庭而言，身心的打擊都是相當大的。病毒不看住處與人種，而所有居住在地球的人，更沒有一個是故意要染病。如果真有這種人，那他就是無知地認為此病是與流感差異無大。
一個人確診致病了，因為是重大的傳染病，無論如何就是應該以公衛的角度，救治為重心，對於確診者的背景與如何致病的因素，大家可以討論，但不應該被擴大來用道德檢視。因為，每個人只要是合法的作為，都應該被尊重與保障，而這也是基本的人權之一。
疫情的控制關乎公共衛生的掌控，所以站在傳染病的角度，台灣基於公共衛生防疫需要已有立法，法律規範檢驗與隔離費由政府支出，而致病者的診療費用是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支出。部分媒體為煽動民眾情緒，在報導中把長期旅居國外的十三位境外移入的確診者的直接社會成本算入，說因為他們所造成的費用已經超過高達兩千七百萬元，是全民買單，媒體刻意要引公憤的言詞，溢於言表。
這種說法，把人標籤化，嚴格地說也是一種歧視。另外，政府超前部署的防範措施，讓台灣的案例都在可控的狀態下，還可以算出社會成本應該足以慶幸，如無能掌控案例時，國外封城鎖國的社會成本又將如何計算？至今在台灣仍然可以把確診診編號追蹤，就是最低的社會成本，國人實在不應把每個確診案例看成是敗家子般地責備，國人反而應該高興能編號成案的案例，就是現今在世界上最低的社會成本。
在台灣有些人高張的情緒計較戴口罩，有些人則是看到健保的費用，深深地認為這些國外回來的人就是來增加醫療負擔的，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現在只有台灣可以好好救治海外的國人。為了這個費用問題，有些人不滿地說到，如果台灣政府支付這些平常沒有繳交健保費的人的醫療費用，那麼他們就要拒繳健保費。
一個文明社會，一個在法制上有保險資格的人，享受保險的利益是正常不過的事，國人老要把國外的台灣人說成濫用健保，也必須提出完成的數據，不能亂槍打鳥。據個人所知，海外回台的繳交的保費與支出並沒有造成台灣健保的赤字虧損，這些人口的繳費，反而是收入大於支出。對於健保的虧損，如果不檢討國人就醫行為就像逛市場一樣地不管控，把赤字的帳目算到海外國人頭上，根本達不到舒緩虧損的效果。要改革可以，但應該針對問題改革，而不是把人標籤化。
旅居海外不應有原罪
國家保護國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就醫也是人權，我們應該充分尊重個人的選擇，任何確診者與患者都不應該被標籤化。再說那旅居美國的一對夫妻，或許認為台灣醫療健全也尚未崩潰，如果真有確診也可以得到全世界最充分的醫療資源來救治他們。這樣的做法其實也是人性，而且台灣以目前的醫療能量，確實是可以確診與救治他們，有何不可？
在報導國際疫情時，國人看到德國派飛機去救治重症的義大利人與法國人；也會看到民間互助，在疫情時拿物資出來給在德、波邊境排長龍車隊的駕駛與乘客解渴、解饑；波蘭人也自發性地在邊境的另一邊讓排了數十小時過邊境的駕駛與乘客休息、沖澡；另外，我們也會看到有些人預付渡假旅館的費用給店家，幫他們度過這個生存危機。在台灣盛讚德國與外國人勇於互助的同時，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救助自己的台灣人，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又何須把對方罵成像是叛國賊一般？當然如果有隱匿疫情可能時，司法機關展開調查，也是理所當然。
綜觀全球，台灣有能力也願意幫助全球人抗疫，每年都表達強烈意願要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反過來在這個疫情需要救助海外台灣國人的時候，為什麼國人回國確診與就醫，就要被清算而被貼標籤？如果台灣人可以救援海外回國的國人，我們有能力卻甚且都不願意做，任其海外國人暴露在最高風險區，今天台灣人還談什麼Taiwan can help台灣可以幫助, Taiwan is helping台灣正在幫助世界？
作者為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台灣護理師、德國護理師及精神病患專業照護人，德國失智者專業照護人、從事動物輔助活動、教育及輔助治療的研究與資料搜集。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