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筆者與友人至德國柏林旅遊，除了感受當地特殊的風土民情以外，當然也少不了拜訪有關納粹和東德歷史的博物館、紀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林的博物館時常可以見到中學教師帶著學生參訪，而在有關納粹的博物館裡，教師更是會要求學生嚴肅地聽取解說。
德國高中生三年內必須參訪兩次與納粹或猶太大屠殺有關的博物館，為的就是讓年輕的學子們徹底瞭解這段歷史的嚴重性。德國官方在教育方面，力求建立一套合乎民主、自由等價值規範的歷史意識，同時也在媒體識讀上為民眾把關，將任何可能危及民主價值或特定黨派之見的輿論排除在外。
相比於德國，台灣在歷史正義的反省上，或是民主價值的堅持上，顯然無法如此積極地實踐。例如，去年曾有國小教師因帶學生參訪鄭南榕紀念館，而遭到國民黨籍議員和校方的聯手打壓。又或者，最近上映的與白色恐怖時代歷史有關的《返校》，同樣也受到部分群眾、甚至政黨的攻擊。
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返校》屢遭攻擊。圖片來源：返校電影版FB
談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化不如德國，或者是國內執政黨對轉型正義的堅持不像德國那麼重視。然而，筆者卻不這麼認為。論媒體的自由程度，以及民眾對政治的關注程度，台灣都是世界公認東亞最民主的。而有關轉型正義的部分，政府也早已在不引起過大的社會衝突下，默默在行政、司法與教育方面漸次執行。
那麼，做為一位台灣人，為何我們還是會覺得民主、自由仍處在安全的邊緣，隨時都有可能會失去？這個答案或許不在於國家內部本身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地緣政治現狀與歷史發展的差異。台灣民主化的不安來自於其特殊的主權定位，以及東亞的歷史格局所限制。更準確地說，是面對「東亞極權主義」造成的焦慮感。
從日本帝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東亞格局的極權主義
筆者在〈台灣會走向極權主義嗎?〉一文中指出，憑藉台灣內部社會多元的活力，要回到極權體制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文章的最後，筆者也指出台灣可能會因為中國在主權方面的打壓，而被納入中國極權主義的體系當中。
追溯中國的極權主義為何會造成台灣民主政治如此大的不安，就不得不討論現今東亞國際政治形勢形成的過程。
十九世紀末，日本作為成功晉升為帝國列強的東亞民族國家，早已在一系列的殖民活動中建構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格局。此時的東亞區域尚未形成現今民族國家多元並立的情況，而古老的滿清帝國傾覆後，也還未有一統一政權繼承帝國的領土。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對日本帝國的經濟穩定產生了影響，但因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控制減弱，反而強化了日本在東亞政治圈的核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走向極權統治，並且向東亞大陸內部擴張，可說是為「東亞極權主義」建立了完整的藍圖。
從台灣的視角來看，極權主義在東亞形成的軌跡，也正是權力由日本轉向中國的軌跡。極權主義對周邊領土的擴張往往是超越民族國家的經營本身。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曾指出不論是納粹的「第三帝國」或是蘇聯的「泛斯拉夫主義」，目的都在於控制東歐一帶的國家領土。而丸山真男則是以「超國家主義」來形容日本帝國以天皇為中心超越國家界線全方面的差別統治。
納粹的第三帝國興起，伴隨著領土的擴張。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也就是說，極權主義不只是一國政治內的制度，更是一種影響地緣政治的戰略。這種戰略將顛覆資本主義─自由主義體系為目標，最終將建立符合獨裁者意識形態的政治空間。
冷戰時期可以說是整個東亞極權主義的冷凍期，不只是因為美、蘇兩強在此地劃分了明確的楚河漢界，東亞各民族國家的成型也在此時紛紛完成。東亞政治局勢的穩定使得超國家極權主義的實踐幾乎不再可能。然而，隨著一九八○年代末蘇聯陣營紛紛倒台，世界政治的格局從蘇、美兩極走向一極多元，地域性的政治強權也因此重新抬頭。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重建、扶植下早已成為現代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其對東亞的影響力也僅僅限於經濟和文化領域。但是，中國的崛起卻又為新一輪的東亞極權主義添上了新的魂魄。原因在於，中國從建國本質上便不得不是極權式的政體。二十世紀初的中華民國誕生時，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清楚意識到，要與西方列強抗衡，勢必要走中央獨裁的列寧革命黨路線。
革命黨透國統一戰爭和國家機器的宣傳，建立了「中國人的國家」這樣的觀念與政治實體。最後由共產黨完成了中國國家的建立，在一九七一年更是由聯合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政治的合法地化。冷戰結束後，中國透過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體系開始富強，原本美國所預想的經濟─政治自由化的模式並沒有撼動中國的中央極權控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悲劇便是中國民主化失敗的證明。
二○○八年，美國的股市危機連帶影響其對西太平洋的控制戰略，也讓中國意識到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性。在這個民族國家滿佈的世界裡，中國透過經濟的手段企圖奪得國際霸主的地位。從人民幣離岸中心政策，到習近平任內的「一帶一路」及「大外宣」政策，都達到了操弄他國政策方面的目的，不難看出中國挑戰現有秩序的野心。
東亞極權主義地景下的台灣
台灣作為「東亞極權主義的窪地」，從近代以來便遭受到日本、中國國民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或威脅。這樣的命運是與東亞的國際政治格局緊緊聯繫的。當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台灣移交中華民國政府託管。然而，在國家統一的邏輯之下，國共戰爭使台灣陷入長達近五十年的極權統治。冷戰同樣也使得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逐漸變成「類主權獨立國家」。
即使如此，在冷戰結束後，中國仍舊挾著台灣歸屬問題及歷史恩怨之理由，行侵略之實。中國對台灣的侵略，真正目的在於鞏固共產黨中央的政治權力，以及極權主義體制必須依靠不斷向外的經濟掠奪才能保持穩定。這也是為何近來香港的政治、經濟受中國控制如此強的原因。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原本將隨著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化，而漸漸淘汰於公眾的視野。但中國的崛起卻讓即將溺死的國民黨抓到政壇的浮木，好讓其有機會重新執政，並以中國代理人自居。中國的強大牽動著周圍國家的政治生態，作為弱小國家的台灣感受更加明顯。
因此，回到開頭，地緣政治對民族國家的影響力是相當強大的。一個國家要走向民主或是自由，並不單單取決於國家社會內部的努力或是模仿先進國家。而是要理解地緣政治對國內的影響程度，再進而找到適當的策略來保護國家的主權、民主以及自由。
就如同東歐的烏克蘭或西亞的敘利亞，她們的苦難也並非僅僅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而是牽涉到冷戰以來的歷史問題。台灣同樣受制於百年來的東亞歷史問題，台灣人必須先認清這一切，才能可能在合乎實踐的邏輯下完成國家轉型的工作。
作者為歷史學碩士，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將英國史家愛德華‧卡耳的名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作為座右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