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644年，時年37歲的約翰．彌爾頓[1]，發表了歷史上第一部有關新聞自由的立論：《論出版自由》[2]，直接挑戰前一年議會提出的《1643年執照令》 （License Order, 1643）。此令要求所有作者在作品出版前，都應獲得政府准許執照授權，即我們所知的「事前審查」。
彌爾頓並沒有真的對英格蘭議會發表口頭演說，《論出版自由》的出現本身，就結合了其內文立論，以及公民不服從的實際作為：它是一本完全沒有拿到執照許可，就活生生印行出來，廣發給議員們的小冊子。《論出版自由》將主要讀者設定在國會議員及英國中產階級，期待帶來政治影響；而其說服力的基礎，則來自文中引用的歷史脈絡，以及彌爾頓指引的解決之道。
彌爾頓指出，最早制度化執照令與事前審查的，是天主教的宗教法庭（Inquisition），用來禁止所謂的異教書籍及各國聖經譯本。這個溯源打中了當時英格蘭議會大多數議員的歷史哭穴，因為他們是喀爾文新教長老教會基督徒。
馬丁路德於1522及1534年，以母語／當地土語（vernacular）德文翻譯新約及舊約聖經後，雖然勉強全身而退。但之後在歐洲遍地開花的母語翻譯聖經運動，其實還是佈滿了為知識殉道的鮮血。其中最為慘烈的，就屬英國牛津大學學者及語言奇才廷代爾（William Tyndale）。他在歐洲逃亡期間，以英文翻譯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聖經，印刷之後偷運回英國，1535年於比利時安特衛普被捕，次年被絞殺行刑，時年41歲，。
回首來時路，彌爾頓指出知識與真理應被探求，不能被皇室、政府或羅馬教會禁止壟斷。在印刷術發明兩百年，宗教改革一百多年後的當時，這個論點已無人能反駁。但是執照令頒發的理由，是管制低級品味與爛意見，不事前審查，流到市面教壞社會怎麼辦？
彌爾頓的解決辦法是，要判斷何為真理，宮廷及政府裡一小撮人的智慧，絕對無法與廣大公眾的智慧相比。就讓意見的自由市場決定，因為他相信良幣終能驅逐劣幣，真理終能戰勝謊言或偏見，聰明的公眾及讀者，如能對所有不同意見全然近用檢視，自能分辨良劣真假 [3]。
《論出版自由》裡所提出的市場自由競爭與反對中央控管（執照制度），是彌爾頓為十七世紀的英國所思索出的歷史辯證路徑。它為被控制在威權政府中的新聞自由，指引出市場這個逃亡方向，以其中的「公眾」及「市場競爭」，做為監督新聞自由，守護真理與事實的機制。
這個在新聞自由下的「公眾」有其條件，彌爾頓希望嚴肅思考、誠實，但各有不同意見的人們，能享有充分表達與討論的自由。除此之外，在自由保護下的各種碎嘴八卦、宣傳置入的討論，對真理都是沒有助益的[4]。「市場競爭」則是政治對抗的經濟替代，從此言論的發表再也不需以生命衝撞，而讓市場作為意見、事實呈現，與通過競爭檢核的場域。
隨著歷史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市場機制常一不小心就被過度的商業主義扭曲所有訊息的呈現及理性討論的可能，所以有了公共模式的媒體系統出現，希望維護公領域的溝通討論。媒體的過度集中及托拉斯，更讓集團可以在市場中消滅多元意見，所以有了社會責任論，加入了消費者、社群、及專業的監督究責，與政府在必要時的法規介入。
另一方面，傳播科技的數位化及網路化，使得公眾進一步分層。政治學者Pippa Norris在21世紀初，發現數位落差的問題不在硬體資源，而在公民落差（civic divide）。許多網民對於自己的自由從何而來、民主如何才可維持、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甚麼樣的歷史成就，以及政治遺產、責任、權利，並沒有多大的興趣[5]。大家鎮日在自由的空氣中自拍打卡貼美食，日子過得倒也安逸平常。
一直到殭屍帳號的出現，先是公關買來衝客戶業績，然後用字奇怪、歷史失憶，重覆暴躁憤怒與口號式咒罵呼喊的網軍，開始在選舉、大選、公投時集結。臉書上不開放的社群裡，常有假新聞竄流，然後隨著社群網絡散佈[6]。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9年的世界媒體自由度報告中，發現中國的全球化媒體影響力，對民主制度有極大的滲透性傷害。其中的幾個關鍵性發現：
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及其不同的代理組織，已快速的在國外擴展其媒體生產及發佈管道的影響力。因此，中國共產黨已增強其積極介入他國的能力，如果他們選擇介入的話。
中國當局透過三個主要策略來影響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內容：推廣中國共產黨的敘事說法、壓制批判性觀點、經營內容傳播系統。
這些作為已經傷害民主治理的主要特點及媒體自由的實踐。這些傷害以破壞公平競爭、干預中國海外社群、弱化法治、以及建立政治干預的管道進行。
民主國家及社會中的立法者及媒體發展捐贈者，會在未來幾年當中，在對抗北京的外國媒體負面影響爭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由之家的報告，遙遙呼應最近接二連三爆發出的國內外新聞警訊：今年五月十日，七十位台灣媒體高層赴中國北京，參加由中國政協主席汪洋致詞的「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 ；《華爾街日報》 與《紐約時報》 報導，中國可能透過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以福茂集團（Foremost Group）在中國的鉅額投資及營運合作，影響趙小蘭及其夫婿，參議院多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讓他們在制定美國政策時對中開恩。
中國可能透過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以福茂集團在中國的鉅額投資及營運合作，影響趙小蘭及其夫婿，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Mitch McConnell（圖），讓他們在制定美國政策時對中開恩。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今年四月《蘋果日報》揭露，旺旺集團在過去十一年接受中國政府153億的補助 ；台灣的學者發現，中國對台灣媒體的收購以2008年為分水嶺：2008年之前，透過中國海外資本家代理人挹助資金；2008年之後，直接透過在中國投資的台灣資本家收購媒體 。
這些收受境外資金的媒體，其生存與否，很難就其播報的媒體內容，由台灣閱聽人選擇來決定。另一方面，台灣的閱聽人也很難有選擇的權力，或以消費行動產生實質影響。比如有線電視的頻道選擇常被系統業者控制，同性質的頻道常大量包裹，無法有更多樣性的選擇。
再者，閱聽消費大眾也無任何數據或資料，可以做為媒體的消費參考。近來只有NCC對新聞頻道去年九合一選舉的報導，做了各台對候選人的報導時間統計，略可從其窺探報導品質與公平性。其結果不出其所以然，旺旺集團下的中視與中天在韓國瑜的報導比例上分別為52.94% 與 57.43%，相較之下，其對手陳其邁只有分別中視2.87% 與中天5.7%的報導比例 。
自二十世紀末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尤其在中國的全球化媒體擴張下，已由國家資本透過跨國資本，直接操縱其他國家的市場來取得政治共識；而非原本在各自國家之內的自由意見市場中，透過公平競爭及對話取得社會民主共識。
這樣的滲透與操弄，已非僅靠公民社會或媒體識讀可以抵抗，而需要台灣的國家與市場、公民社會合作，產生國際結構上的防禦，持續健全強大已有的自由市場與公民社會，回到公眾是人，消費者有力，媒體可以被淘汰的自然生命狀態。如此，自由這個由生命奮鬥而來的歷史成就，才能成為民主實踐與真理探求，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空間與環境，而非被殭屍寄生的宿主。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1] John Milton(1608-1674)，英格蘭辯論家、詩人，及內戰後的英格蘭邦聯（Commonwealth of England）公務員，最有名的著作為1667年出版的長篇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
[2] 此為台灣簡譯，原名為《戰神山議會最高法庭上訴：約翰彌爾頓為未授權出版品之自由，對英格蘭議會演說》（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3] 彌爾頓的說法是："Let her（指Truth）and Falsehood grapple; who ever knew Truth put to the worse 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
[4] Siebert, F.F. (1965).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Fall of Government Control. Urbama, IL: Urbana University Press.
[5] Norris, Pippa (2001). 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BBC Trending European elections: How disinformation spread in facebook groups? by Marianna Spring and Lucy Webster, 30 May, 2019. https://www.bbc.com/news/blogs-trending-48356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