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璇教授係1986年民進黨秘密組黨小組成員及創黨秘書長，他的辭世再度引起媒體對他過去所遭遇被東吳大學解聘事件的關注。圖片來源：黃嘉光
1980年代初期喧騰一時的「東吳政治系事件」當事人黃爾璇教授在國曆二月九日、己亥新春正月初五上午以八三高齡走完了他的一生。因為黃爾璇教授係1986年民進黨秘密組黨小組成員及創黨秘書長，他的辭世再度引起媒體對他過去所遭遇被東吳大學解聘事件的關注。我正是東吳政治系1980年入學、由黃爾璇老師親自教導的那一批學生之一，在經過36年之後的此刻憶談東吳政治系黃爾璇事件，百感交集。
前進與倒退的時代拉鋸
1980年代是台灣陷於民主前進與倒退拉扯掙扎的年代，也是台灣政治的分水嶺！1980年之前，國民黨政權才面臨內外挑戰，危如累卵，1986年就正式打破黨禁，成立了第一個本土民主政黨，談論東吳政治系黃爾璇被解聘事件，絕對不能不考量它的時代背景因素，不能不將這個事件納入當時的政治結構中觀察。
當時的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臺灣省戒嚴令》於1949年5月19日頒布、同年5月20日在臺灣全境實施，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嚴止，總共持續實施了38年又56天，是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這個戒嚴令決定了台灣處於戰爭的緊急狀態，造成台灣海峽兩岸政權長期對峙，也是國民黨政權得以在有外敵威脅的理由下，在臺灣長期壟斷政治、穩固統治最重要的一部法令，包括《戒嚴法》與戒嚴令。因為戒嚴，國民黨政權不是將政治上的反對者當成匪諜、台獨，就是他們的同路人。
1980年前後的台灣，正是這個大時代的縮影。當時台灣最鮮明的政治特色就是匪諜！1978年8月，前高雄縣長余登發與余瑞言父子被國民黨政府指控牽涉「匪諜吳泰安事件」而遭情治單位逮捕，隔年1月22日即引發台灣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橋頭政治示威行動，有組織性的群體抗爭行動開始冒出頭。
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隔年1月1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導致蔣經國總統中止正在進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避免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進一步遭受內部政治衝擊。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爆發美麗島事件，引發大規模逮捕。1980年2月28日發生林義雄母女三人被殺害的林宅血案事件，4月18日，軍事法庭判決結果，黃信介等8人全部以叛亂入罪。
整頓過國內秩序，蔣經國隨後在1980年恢復中止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時，《中國時報》的報導。編輯部翻拍。
黃爾璇的教室思想革命
從這個時代脈絡中看黃爾璇教授，也會比較清楚了。
黃爾璇曾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後取得政大政治學博士，曾經在政治作戰學校教書，當時的他也和很多軍公教人員一樣，基於生存而擁有國民黨籍，對於黨校的種種文化和風氣，內部的聘任管制和外部的政治監視，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內在制約，老師莫不小心翼翼，謹慎發言，授課也相當講究技巧，避免被抓把柄引來不測之患。
黃爾璇溫文爾雅，在課堂上授課是不是能「隨心所欲」，以當時言論環境處處受限的情況下，答案應該很清楚，但是他在大學校園高度被監控下的確是小心翼翼、「不逾矩」，這樣的形容應該不為過。
可是做為一位有學術良知和關切台灣民主前途發展的學者，黃爾璇書生報國的方式不止是受邀參加國建會時對政治改革的良心建言，不止是傳授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講一些不痛不癢的象牙塔理論，而必須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讓學生理解存在於台灣土地上的政治環境，對他們有所啟發。
最明顯的一個案例，是黃爾璇在大一政治學課堂上對憲政獨裁的理論探討，分析民主國家在戰亂時期所實施的憲政獨裁，學生若從內涵定義深入思維，這時憲政理論就與台灣政治現實接軌了，進一步去省思聲稱「堅守民主陣營」的國民黨政權實施的戒嚴體制。
黃爾璇提到憲政獨裁隱含的危險性，實施太久可能使臨時性變為永久性，淪為守護權力、壓制異己的手段，政府擴權將導致人民權利相對受限，將安定的價值過度上綱，反而造成排斥進步思想、妨礙政治發展的後果。
從現實政治層面觀察，黃爾璇引介的憲政理論發揮了解構國民黨政權的戒嚴體制的功能。
這樣的授課內容，發生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政治肅殺的階段，因台美斷交而失去最大盟邦的外交支持，進一步衝擊到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和國際認同，導致國民黨政權在政治上特別脆弱而敏感，感到政權危如累卵，校園任何風吹草動，當然引發情治單位高度的政治緊張。
這時的黃爾璇已經是一個散播民主種子的大學園丁，他傳授給莘莘學子的民主理論思想，隱隱然發生與國民黨政權對抗的效果，明顯與維繫國民黨專制政權所需要的學術性服務目的不符，國民黨需要的是如何為外有共產威脅所以必須限制人民自由與實施局部畸形民主，為了保護國家安全所以必須實施戒嚴，黃爾璇不能提供相關的政治理論支持，扮演符合國民黨政權所期待的學術角色，就算他為人溫文儒雅，也不樹敵，低調謙沖，但耿介的學術人格與直率而不扭扭捏捏的授課言論，卻似一柄插在專制政權心臟上的利刃，早讓他置身於危險的境遇之中，國民黨豈能不去之而後快！
傅正是一個觀察組
政治系另一位傅正（傅中梅）老師，他以身為自由中國組黨事件受盡凌虐之後能在東吳大學取得一份教職，若非檯面上還算相當有擔當的人士挺著，以其政治犯的身分斷無可能，而傅正老師能夠保持基本的學術尊嚴，未受進一步迫害，應是基於傅老師與聘任者在某些現實問題取得共識，包括不在課堂上談論時事，也不公開參與校外政治活動有關，但是傅老師在課堂外有情治勢力隨時偵測動向，課堂內有身分特殊的學生就近監聽的內外壓力下，不時以詼諧幽默的方式借古諷今，庶幾學子對時局亦能有所體認，勉力保持讀書人的風骨，他內心的苦悶是難以言宣的！
2011年3月，黃爾璇在傅正逝世20週年圓山追思會上致詞，追憶他與傅正的交往。
我的校外參與校內活動
但是，談東吳政治系事件，不能只討論黃爾璇老師，而必須同時將學生的部分討論在內，也就是涉及我個人的部分。
在我就讀東吳政治系這四年，自1980到1984，總共經歷三場選舉，包括1980年恢復的中央增額民意代表選舉，隔年的1981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以及1983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我分別為康寧祥、謝長廷、江鵬堅、楊祖珺助選。黨外組織化過程最重要的一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的創會；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階段：從1983年開始與現任台聯黨主席劉一德創辦《在野》雜誌、參與創辦《前進》周刊，為《進步》、《深耕》、《縱橫》、《新生代》等黨外雜誌寫稿，這段過程當中每一個黨外運動的環節，我無役不與，都發生在我的大學生涯，校內、校外各單位蒐羅有關我的資料應該不少，早就是學校方面的眼中釘，只是礙於我是在校外參與，而非校園內部，處理起來有些棘手。
但是，我在東吳校園內的作法卻逐漸與黃爾璇老師的處境起了連動，讓他日趨陷於險境，他課堂言論相當節制，卻不免因學生的行為產生相激相盪的效果。
因為從1980年這一屆入學的政治系同學，分成政治系A、B兩班，我入學未久即受學生會會長邀約接辦《溪城雙周刊》，因為言論尺度問題一再挑戰校方和情治單位容忍極限，引發學校課外活動組封殺我的文章，退出校刊編輯陣容後，我和同學轉戰無需校方審查的政治系A、B班《蓄艾》聯合班刊，又因內容屢涉政治敏感議題被禁止政治系再辦班刊，甚至株連全校各班都不准辦班刊。
到了1983年大三時期，再受系學會委託我創辦政治系系刊：《東吳政治月刊》，學期間因為《東吳政治月刊》的內容被視為過於激進，並曾在創刊號刊登黨外雜誌《深耕》的廣告「黨外的兩條路線鬥爭」，負責系務的杜蘅之系主任受到重大壓力，他的態度從尊重學生自主辦報到要求我在月刊付印前必須先送稿給他看過，雖然以杜蘅之系主任的開明態度，對於月刊內容仍然給予極大程度的包容，但《東吳政治月刊》也因此在形式上進入必須事先審查的階段。
不過，持平而論，杜蘅之系主任事先看稿的作法，雖然使我在撰稿內容上「煞費苦心」，卻是代我承擔外部壓力，讓我得以繼續將東吳政治月刊持續辦下去的不得已作法，這是必須給個公道說法的。
黃爾璇老師在東吳政治系的處境，因為我當時被視為激進的行動，必然受到影響，1983年，系學會學藝組為大二學弟舉辦台北市議會質詢旁聽活動，委託我代為接洽謝長廷議員辦理入會旁聽，終於引發校內外情治單位指使的反擊措施，東吳校園內甚至出現匿名黑函，指名攻擊我以及「黃爾璇老師等」，風聲鶴唳，傳聞警備總部還施壓東吳校方要開除我的學籍。
消息傳出，我大三的政治學方法論老師林嘉誠和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前進》總編輯耿榮水在《自立晚報》開座談會討論東吳政治系旁聽事件相關議題，藉重輿論壓力讓保守勢力知難而退。但是東吳大學校園因此在進步和保守勢力相互拉扯之下，終於還是發生了讓學術界引以為憾的東吳政治系黃爾璇被解聘事件，主辦的學藝組同學和我兩人記過，東吳政治系甚至被裁班處分。
黃爾璇老師在東吳政治系的處境的確因為我在校外的政治參與受到更多壓力，我曾在黃老師退出教職後去府上拜訪他，坦白告訴老師，如果當時我只是一個單純只會讀書考試的學生，老師或許不會受池魚之殃，我覺得一部分原因是校外的單位目標是我，解聘事件是藉機出手，對於老師因此失去教職，我內心深感抱歉。
圖片來源：黃嘉光
黃爾璇事件的連鎖效應
黃爾璇事件的連鎖效應是，東吳政治系不止犧牲一位專任老師，還直接導致了端木愷校長在簽准解聘黃爾璇的人事公文後同時辦理退休，原任政治系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杜蘅之教授也隨後辭任，並於1985年辦理二次退休。東吳政治系不但因此受到減班處分，隨著繼掌系務者的學術專業問題和政治性格爭議，東吳政治系進入黯淡時期，無異是台灣學術界的大倒退。
整個來看，東吳政治系黃爾璇被解聘事件是台灣校園自主、學術自由的倒退和重大挫敗，是反民主的暗黑勢力加強掌控校園秩序的一次反撲和勝利。但是，時代的演變嘲諷了當年迫害黃爾璇教授的國民黨，1986年9月28日，出身東吳政治系的三位師生：傅正、黃爾璇和1984年畢業的黃嘉光，同時參加了928民主進步黨在圓山大飯店的建黨行動，發起創建台灣第一個本土的民主政黨，打破黨禁，為台灣正式進入政黨競爭的民主時代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作者現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文稿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