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時間感凝縮對當代工人的工作型態、企業的商業模式、國家的產業政策以及國際的分工與貿易形成挑戰，本文將繼續討論是否對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也有同樣的影響。
1995年全世界有0.6%的人享有網路，今天有55%。當時認為網路可以使得中小企業也可以突破國界藩籬銷售貨物，打破大企業的壟斷；網路可以使得偏鄉地區的小朋友接受世界一流的網上教育課程，打破城鄉差距；網路上人人皆可抒發己見，打破政府與傳統媒體的資訊壟斷，使得世界更加平等與民主。
理想的豐滿總是不敵現實的殘酷，事實是早期電子商務無需繳稅，實體銷售不僅要負擔龐大的營運成本還需多繳稅，許多實體企業因此紛紛倒閉，反而培養出像是Amazon與阿里巴巴等更具壟斷性的企業——1995年前15大網路企業的總市值是168億美元，2017年則迅速增加至3.6兆美元；受益於線上課程最多的並非經濟劣勢的偏鄉兒童，而是都市的中上階級，不僅僅是因為寬頻網路速度的差異，而是因為良好教師與受過教育父母的陪伴，才是線上教育的重要成功因素，外語能力更是經濟劣勢階級所無法彌補的差距，網上教育反而在許多國家增加教育不平等；而中國的數位專制與網路擴大的貧富差距，更打破平等與民主未來的許諾。
儘管現實的發展幾乎否定了所有對於網路烏托邦的幻想，人們對於網路民主化所帶來的新政治或是新社會運動的信心依舊有增無減，今年七月在舊金山灣的抗議活動就是最好的例子。當天陽光斑斕下一艘名為 Alcatraz Prison Transport 的船緩緩駛過港灣，船上聳立高達33英呎的巨型川普人像氣球，只是他被做成小雞貌並穿上囚衣，目的在抗議川普稅務不清。令人驚訝的是這場運動的發起人Anne Pruett，不過是年僅25歲在大學修生物學、在實驗室工作的一般民眾，在此之前她從未組織過類似的抗議活動，僅僅依賴網路上的號召就發動了近年舊金山最大的抗議川普運動。
不必依賴社運組織，素人短時間內便可以動員眾多群眾抗議，若無網路無遠弗屆壓縮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萬無成功之理。更著名的是台灣同樣由素人發動的洪仲丘事件，進而造成後來的太陽花運動，改變了台灣的政治軌跡，更是過去所不可想像的，也激發了許多對於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討論。
從洪仲丘事件、太陽花運動、阿拉伯之春到抗議川普，許多人對此發展感到興奮不已，雖然對經濟平等烏托邦的許諾不過是滿紙荒唐言，但是政治與社會運動則帶來一絲曙光，不僅能夠對政黨施壓形成新政治，甚至能夠對企業施壓要求重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促進社會平等。不幸的是，這種期待大多是錯誤的，因為這些觀察大多犯了生存者偏差，也就是只觀察成功的運動，而忽略了失敗的運動。全面觀察將會發現，時間感凝縮導致看似越民主、越具有可問責性的體制，反而在人民要求有能的組織下，變得更加失能與喪失問責性。
過去習慣將社會運動的發生解釋為人民對於政府或企業產生不滿，例如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經濟成長的果實無法全民共享，社運組織與人際間的網絡關係形成動員的結構，這時一旦因為某個事件產生機會，便可能由社運組織發動、支持者響應而產生社會運動。
無所不在的網路與資訊設備曾經使得人們相信，當各種資訊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在網路上高速傳播，以極低的成本彼此溝通，民眾無需仰賴媒體控制資訊，擁有比過去更多的即時資訊，也毋需依賴社運團體中介運動，而得以直接與政治人物、企業或是彼此互動，資訊權力的民主化與公開透明，高速交換的資訊降低民眾集體行動的成本，使得民眾擁有比過去更多直接影響政治或經濟組織的管道，政治人物與企業必須立刻回應民眾的需求，否則便會成為眾矢之的，這種快速運轉的體制比過去更具有問責性。
2007年情人節發生在美國廉航JetBlue的故事足為所有組織警戒。當天JetBlue一架由美國紐約飛往墨西哥坎昆的班機因為突如其來的冰風暴而被迫在停機坪上動彈不得，JetBlue花了9小時才開始除冰（部分原因是修復工具同樣冰凍），這9小時的耽擱打亂了JetBlue所有航班規劃，1700個航班遭到取消，更糟的是JetBlue因為公司IT系統的問題，而無法及時對所有地勤與空服人員重新排班。
憤怒很快從前往坎昆度假的情人節班機擴散開來，極短的時間內，推特與臉書充滿對JetBlue負面的評價，各種新仇舊恨與謠言以極快的速度在網路上傳播，如滾雪球般持續數日，JetBlue集所有惡評於一身，聲勢之巨大使得JetBlue不得不在次週取消了近四分之一的航班。
2007年美國廉價航空 jetBlue 因班機被冰風暴所阻造成排班大亂，旅客憤怒的批評在社群媒體上蔓延。令這間原本以服務與信譽著稱的公司形象大受打擊。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諷刺的是，在此事件之前，JetBlue素來以服務與信譽著稱，美國《商業周刊》本來已經準備好報導JetBlue是美國服務最佳的四家企業之一的封面故事，也因此緊急撤下以Nordstrom取而代之。JetBlue的創辦人兼CEO David Neeleman公開致歉但仍遭到董事會撤職。
隔（2008）年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運送過程中損壞了一位年輕人David Carroll價值3500美元的吉他，經過九個月與航空公司協商仍無法獲得滿意的賠償，他在YouTube上載了「聯合摔壞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的MV控訴聯合航空，不到一個月內就有超過500萬次瀏覽，這在2008年是很驚人的數字（目前是1850萬次瀏覽），聯合航空緊急連絡Carroll處理此事，但為時已晚。
既然如此，為什麼說多數的新政治與新社會運動無法實現？這要從時間感與人類理性的限制說起。
中世紀最出名的傳染病是發生於1348年到1350年之間的黑死病，短短兩年間，歐洲因病死亡超過3500萬人，平均每天大約死亡5萬人。2009至2010年一年之間，美國共有6千萬人感染H1N1病毒，大約每天15萬人。同年P&G為了推廣Old Spice品牌，在YouTube上載僅有30秒的廣告The Man Your Man Could Smell Like，一天就達到1500萬次瀏覽量，時間感的凝縮與網路的擴散速度相輔相成。
當我們以為網路的民主化賦予人民前所未有的能力時，卻忽略了兩件事情：第一，大量而且迅速湧現的資訊，超過多數人大腦能夠處理的上限。第二，當故事不斷強調賦權人民的偉大時，站在對立面的政治或經濟組織的角色被忽略了。
人民賦權的原因之一來自除去媒體或專家學者等專業守門人的角色，由人民直接接觸大量的資訊，並且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消化與判斷。結果是不斷湧進龐雜而且大量的資訊造成資訊過載，現在每個人必須自己花更多時間與精力判斷新聞的正確與真實性，結果是如Daniel Kahneman所說人會縮減自己的注意力範疇，忽略周邊環境的訊息，並且尋求簡化之道，例如依賴某些比較實際的捷徑（heuristics）以及減少資訊量。
例如本次大選過後，部分綠營民眾覺得為父母等長輩在Line的各種長輩圖的假資訊所累，所以紛紛製作各種同樣醜陋的「長輩圖」以圖消減假資訊的影響。但事實上如果長輩覺得資訊過載的話，會相信「長輩圖」的長輩，並不會根據貝氏決策法則因為新資訊而調整信念，而會因為更多資訊加諸於原來已經資訊過載的認知系統，更會轉向依賴已知的信念，在未曾解決資訊過載的情形下，正確資訊——無論是以長輩圖或是其他方式呈現——都不會獲得重視。
本次大選過後，部分民眾覺得為父母等長輩在Line的各種長輩圖的假資訊所累，所以紛紛製作各種同樣醜陋的「長輩圖」以圖消減假資訊的影響。圖為選後成立之長輩圖專頁「生活資訊讚」。
不過不要認為資訊過載就意味著民眾不會繼續搜集資訊，事實上在時間感凝縮下，從資訊產生意義（sensemaking）的時間也隨之縮短，人們必須在分散注意力的情形下，以有限的注意力必須快速形成意義，因此會傾向過濾既有資訊以及尋求新資訊，但是目的在肯定現有的信念。許多所謂的「正確」資訊乃是建立在能夠正確代表個人的認同或是利益，時間感的凝縮使得人們不可能慢條斯理的消化與理解新資訊，與既有信念不同的資訊必須忽略、遺忘或是錯誤地詮釋。
正是在這種意義下，臉書、推特與谷歌等演算法所造成的過濾泡泡或是迴聲室效應都會被放大，世事如此多變，時光如此快速流轉，為了維持存在連續性與社會性，人們會更加依賴懶人包以快速形成信念，更加與抱持相同世界觀的人相濡以沫，更加遵循既有的習慣與文化行事，或是更簡單的，遵循領袖的意志決策。
在演算法為每個人所打造的小世界中，判斷真理的標準並不僅取決於真實與否，真理現在必須經過更多的考驗，不僅僅打造新真理的成本必須列入考慮，從舊真理轉換到新真理的成本同樣重要，那些曠日廢時、勞心勞力以及過高轉換成本的真理，若不是必須捨棄，就是未曾存在。因此理解世界的舊框架（frames）更不容易被滲透與破壞，時間感越快，人們卻弔詭的越依賴就框架認知世界。
除了以上民眾理性的限制之外，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如何利用策略回應民眾的索求。
儘管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面臨與一般民眾類似的理性限制，但是如同Herbert Simon所說，組織存在的目的之一便是克服此種理性限制，而且組織會更進一步利用網路影響民眾的所接收的資訊，以及民眾如何產生意義的過程。
台灣人對此最顯而易見的便是政治人物變身為網紅的政治過程。網紅政治在原已資訊過載的民眾上競逐政治資訊的來源與內容，由於許多公共政策的議題均十分繁複，評價不同政策的專業更遠遠超出個別民眾的知識範疇，掌握資訊優勢的網紅政治人物便可過濾資訊並決定資訊詮釋的方式，來影響民眾的資訊來源與意義詮釋。
掌握資訊優勢的網紅政治人物便可過濾資訊並決定資訊詮釋的方式，來影響民眾的資訊來源與意義詮釋。圖為麥卡貝網路電視之「木曜4超玩」節目「一日市長幕僚 feat.柯文哲」單元。圖片來源：截圖自木曜4超玩Youtube頻道。
人類大腦的演化使得一般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維持穩定社會關係人數的上限是150人，也就是所謂的Dunbar數字。網路上大量而快速的資訊與匿名的特性，使得信任一直是個問題。網紅政治人物的目的在透過與支持者的互動關係，建立網紅誠懇、可信而且具有與支持者共享的某些親密特性，最後形成集體認知。
網紅政治人物首要必須儘可能競爭資訊來源，目的不僅僅是排擠競爭資訊，而且研究已經證實，在時間感凝縮下，快速而大量暴露在相同的資訊中，會令人對該資訊產生正面感受。其次快速回應、轉移焦點與確立框架，例如假新聞不僅傳播的更快、更廣，而且即使是由同一資訊來源所發出的假新聞與更正新聞，在不同的過濾泡泡與框架下，也會觸及不同的接收者，因此快速回應對於搶佔記憶制高點尤其重要。由於已經在別處談過，這裡就不贅述。
政治組織不僅可以喚起民眾的支持，也可以消解反對者的抗議。例如網路上所謂的鍵盤支持者，政治組織可以推動slacktivism的做法，來化解反對者的集結與轉移注意。所謂slacktivism是指那些成本近乎為零的微小抗議行動，例如網路連署，這種微小抗議行動足以降低人們參與抗議行動的熱忱，更在時間感的壓縮下，很快將注意力移轉到其他的主題。
政治組織也可以透過策略提高網路集體行動的協調門檻，例如以大量細節的分歧與討論，消磨眾人快速而有限的耐心，並且藉由提出對於運動眾多不同的目的，使得整合目標十分困難，更可以採取拖延戰術、轉移注意，然後在時間感的凝縮下而無法成事。
儘管如此，時間感的凝縮，使得當代民眾更為活在當下以及片段的資訊世界中，人們對於施政者的長期策略失去耐心，尋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至於那些無法及時回應的政治人物，因為抗議者的心理時間週期縮短，資訊流通迅速，在短短的時間內便足矣經歷數個階段。當憤怒的民眾紛紛走上巴黎街頭之際，法國總統馬克宏在G20會議上的不當發言，立刻升高抗議者的憤怒與手段。網路的出現、資訊工具的普遍與時間感的改變，的確改變了政治與社會的面貌，但不是以當初所想像的新政治與新社會運動的面貌出現，而是以新形式的挑戰等待人們的回應。
除了獲取支持與分化反對者，政治與經濟組織自然也有當代相應的網路政治行銷策略，不過這篇文章已經寫得太長了，我便將這個題目留待日後處理吧。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