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
作者：斯蒂夫．克羅修（Steve Crawshaw）
譯者：林欣誼
出版社：開學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第一章 不是抗議， 只是散步。
「所謂的英雄，就是做了他應做的事。」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在知道結果是逮捕、毆打或凌虐的情況下，想要組織一場公眾抗爭是十分困難的。不過，多年來，抗議者已經找到一些表態的方法，甚至可以讓一切看起來都不太像是抗議。「我？一個抗議者？你一定是誤會了！」這是他們想要傳達給身著制服或便衣警員的訊息。
必須承認的是，當權者仍會知道他們正在面對反政府的抗議者。畢竟，很難想像不受歡迎的當局可以受到熱情讚揚，如果這些不是出自於嘲諷，還能是什麼原因？但是，警察或維安部隊要如何分辨真正的抗議者，以及那些「名符其實」只是剛好外出、又剛好待在那裡的人？抗議者的動作可以簡單到只是吃個三明治、拍手、或是僅僅站著不動。不過有時候，簡單就是力量（Less is More）。
被禁止的掌聲
專權獨裁的領導者們渴望掌聲、也要求掌聲。官方報紙在報導史達林（ Stalin）的演講時，就不時以加了括弧的描述強調掌聲的熱烈，像是「如暴風雨般的掌聲」或「如暴風雨般、連綿不絕的掌聲」， 而到了演講最後， 當獨裁者的感受達到極度良好時， 聽眾們基於忠誠或恐懼（ 抑或兩者都有），他們的掌聲也達到高峰——「就如同暴風雨般連綿不絕， 而後全體歡騰、歡呼鼓掌」。史達林執政下的俄羅斯，與薩達姆． 海珊（Saddam Hussein）統治的伊拉克，或是今日的北韓相同，如果不夠熱情地為當權者鼓掌，可以被視為重罪而遭受懲處。
在早期的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樣的原則卻被扭轉了——抗議者為總統鼓掌， 但當局卻因此囚禁了他們。當局的邏輯是具有說服力的，畢竟亞歷山大．盧卡申科總統（Alexander Lukashenko）被稱為「歐洲最後一位獨裁者」，要為他熱情鼓掌的合理理由並不多；更何況， 這些熱情掌聲突然在2011年的幾個月間，幾乎以每週的頻率發生，當局相信這勢必是嘲弄總統的某種方式。
為了防範這種「不忠實的偽忠誠」渲染開來， 當局禁止了所有的鼓掌行為，並以「無賴罪」將持續鼓掌的民眾逮捕（當局擴大搜查此罪——其中一個因為不合法鼓掌而被逮捕的人只有一隻手臂）。即使是對總統唯唯諾諾、老是想搶先為總統「如暴風雨般鼓掌」的應聲蟲們，也必須在總統演講時安靜地端坐，以免他們的掌聲被視為反諷而遭到逮捕。
禁止鼓掌只是開始，接下來，當局禁止了所有的集會——「不論集會是採取有行動或無行動的形式」。顯然對盧卡申科而言，選擇要做些什麼，或是選擇什麼都不做，同樣都具有顛覆性。
白俄羅斯自由劇團（The Belarus Free Theatre）的導演、演員、甚至觀眾們，都因為說了太多實話而反覆遭到逮捕。劇團的其中一個作品為「當代牛仔褲」（Generation Jeans）（此劇名源自於2006年的「牛仔褲革命」《Jeans Revolution》，當時牛仔褲被抗議者即興地當成旗幟）。「當代牛仔褲」的劇末總結道：「或快或慢，所有的監禁判刑都將終結，獨裁政權也是。」
茉莉花與大麥克
在中國，抗爭是充滿挑戰且危險的。但是，中國人民卻找到了不尋常的方式，讓他們所關注的議題能被傾聽注意。
2011 年，突尼西亞爆發了和平的「茉莉花革命」（ Jasmine Revolution） ——這場首發起義帶動之後一系列被稱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革命活動。與以往相比，革命讓平凡公民的意見可以更大聲清楚地被聽見，也讓突尼西亞貪腐的總統不得不被迫逃離。想要向國家爭取更多自由的中國民眾，從他們在突尼西亞的所見所聞中得到啟發，對於在世界另一頭已達到非凡成就的人們，他們也希望能夠展現支持與認同。
然而，於中國發起的正式抗議往往於開始前，就已經無可避免地被終結。於是，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籌劃者取而代之地發起了一系列「散步」的活動，散步地點包含北京熱鬧繁忙的麥當勞、廣州的星巴克、或是上海的和平影都。籌劃者在他們發出的其中一則聲明中寫著： 「不要吵鬧和口號，只要散步和微笑」（譯者按：原始口號可能為：「散步，不用槍，不用炮，只要每周定時到；不用喊，不用鬧，只要看到便衣笑。」）。
這些活動對當權者而言，比起原先所預期的，並不算棘手，他們佈署了大量的軍裝及便衣警力，就為了因應這些安靜的散步運動。然而，當權者的困難點在於，爭取著人權的抗議者，與只是想吃個漢堡的普通民眾交相混雜著。如果要逮捕某個人，很難判斷他是否「是」？或者，只是要買一杯卡布奇諾或是一個大麥克。有時候，抗議者也會故意偽裝成普通民眾。
一個坐在麥當勞裡的男人說：「這是一個看到彼此的機會，就像是為未來做準備」。當局帶著令人熟悉的絕對偏執態度處理此事，他們派來清街卡車淨空活動區域、隨機痛打民眾、甚至禁止了網路搜尋詞條「茉莉花」， 但這些作為也展現了當局對於非抗議行動的恐懼。
購物或是抗議？
在一整個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後，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中國也為此提出「一國兩制」的政治口號。在那之後幾年間，香港人逐漸開始害怕，在自由的香港與壓制的內陸之間，界線將變得模糊且岌岌可危。
2014年，數十萬人為了全民普選的訴求，參與了「雨傘革命」。然而，官方並不打算退讓。雨傘是用來防禦警方為了疏散抗爭群眾而使用的催淚瓦斯及胡椒水，當然也是為了擋雨。
即使抗議行動已被疏散， 抗爭仍以不同方式繼續。在2014年11 月，當時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他被戲稱為689——這是他在特首任命時所得到的票數，但票數不高。）呼籲民眾到旺角區購物，以支持當地的商家，並減少他們在抗議時受到的影響。為了表示接受特首的建議，抗議者們蜂湧而至，到旺角大喊著「購物」！這讓官方疲於奔命——警方要如何分辨真正的購物者和偽裝的「購物者」?
直至今日，梁振英在追求民望上仍飽受挫折。與前幾任特首相比， 他的民調支持率更低，且有數倍差異。2016年，臉書回應發文的方式有了新的改革，除了「讚」，還加入了「大心」、「哇」、「嗚」、「哈」以及「怒」，這也讓梁特首面臨了更艱困的處境。他的臉書專頁打破了世界紀錄，因為在短短幾天內，他的發文湧進十萬香港人給予「怒」的回應。
顛覆的三明治
泰國於2014 年發生軍事政變， 在那之後，人民被規定必須要「快樂」，沒有表現出足夠快樂的人，將被送入軍營進行「態度調整」。除此之外，超過五人的聚會一律禁止。但即使如此，泰國人民依然找到繞過禁令的方法，他們組織了某些活動——不是抗議，就只是活動而已。
其中一種表達反對的活動是吃三明治。民眾用這樣謹慎、容易否認、卻又非常明顯的方式對軍政府說「不」，而吃三明治的行為在後來被稱為「民主野餐」。軍政府的回應方式是逮捕這些人，並控告他們以顛覆手段吃午餐。
無獨有偶，看書成為另一種危險的活動，勤奮好學也會是被逮捕的原因。軍政府認為他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人刻意選在公眾面前閱讀意有所指的書籍，如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為了影射泰國的現況。
軍政府的敏感偏執也蔓延到文學領域。泰國的抗議者仿效電影《飢餓遊戲》中舉三指的手勢，讓電影與現實生活有了交集，也造成更多人被逮捕。模仿電影手勢成了非法風潮，一些曼谷電影院甚至因此視《飢餓遊戲：自由幻夢I》為顛覆影片，「因為懼怕受到政治牽連」而取消放映計畫。當學生在進入電影院前就遭到逮捕，也證明了電影院方的考量是正確的。
在此同時，軍政府並沒有任何退縮跡象；不過，抗議者也沒有打算退縮。臉書專頁《I Love General Prayuth》（我愛總理帕拉育）似乎是為了讚揚這位軍政府領導人而設置，但在2016年，專頁的八位創設者被控以發表煽動叛亂的言論並遭到逮捕。看來，愛上這位總理的念頭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
小矮人萬事通、愛生氣VS. 坦克車
1981年，波蘭政府將坦克車送上街頭，並頒布戒嚴令，藉此推翻前一年才剛推動的歷史性革新。團結工聯、自由工會聯合會及非正式反對運動均被禁止，上千人被毆打或逮捕。從那之後的幾個月到幾年間，團結工聯的支持者在波蘭各地的牆上密密麻麻地塗鴉；相反地，當局則是不停重新粉刷塗鴉上塗畫著抗議標語的部份，也因此留下一塊塊不受歡迎的「白色污漬」。到目前為止，情況都還算正常。
而後，事情開始有了轉折——一個稱作「橙色選擇」（ the Orange Alternative）的團體決定混淆當局。他們在已經粉刷完成的白色塊狀上再次塗鴉，但塗鴉內容不再是團結工聯的標語，而是許多友善的小矮人，這樣可以避免他們的畫作被立即清除。面對這樣的狀況，當局感到困窘，畢竟表面上來說，這些小矮人（波蘭文krasnoludki——戴著紅帽的小人們）並不具備明顯的顛覆性，他們就是小矮人而已；但是，當權者卻不由自主地認為這代表了一種揶揄反諷的行為。最後，政府高官們下了決定：禁止小矮人。
在小矮人革命（Revolution of the Dwarfs）於1988年進行以前，已經事先預告，並有一張非法傳單熱烈宣傳著：「小矮人革命不能少了你！它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參與遊行時，抗議者在頭上頂著木偶帽，手上帶著手搖鈴或是玩具喇叭；他們嘴裡喊的不是令人熟悉的口號：「沒有團結工聯就沒有自由！」而是：「沒有小矮人就沒有自由！」對當權者而言，情況變得很複雜，就連警方廣播傳達的指令，或許也是世界歷史上首見，它說：「逮捕所有小矮人！」
回想起來，當權者的擔憂或許是正確的。在小矮人革命的幾個月內，當局意識到他們不得不同意1989年的議會席次自由選舉，而團結工聯在選舉上的勝利也間接鼓勵、促使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小矮人們——愛生氣（Grumpy）、萬事通（Doc）、害羞鬼（Bashful）與噴嚏精（Sneezy）都發揮了他們的作用。
為了改變而靜止
2013年，在伊斯坦堡及其他土耳其城市，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一開始，抗議者是針對塔克西姆蓋齊公園（Gezi Park）的改建案發聲，公園位於伊斯坦堡市中心，他們關注改建可能引發的環境議題。但到了後來，抗議訴求擴大到政治改革。當局毆打、使用催淚瓦斯驅逐、並拘捕抗議群眾，在此同時，國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在譴責推特帶來的「威脅」。埃爾多安還形容抗議者是çapul——一群賤民，這個刻意的辱罵被抗議者變成流行標語，不管在普通圓領上衣或是牆上，都看得到抗議者寫著：「我每一天都在犯賤（‘Every day I’m çapuling’）！ 」
經過兩週的抗議，2013年6月15日，在塔克西姆蓋齊公園及毗鄰的塔克西姆廣場，鎮暴警察猛烈驅逐了上千名群眾。隨後，廣場封鎖，政府同時發表聲明宣告著，任何試圖滯留的人，都將被視為「恐怖組織的支持者或其中一份子」。看來，抗議已經結束了。
然而在兩天後，卻出現了「站立的人」，這個人來到塔克西姆廣場，然後什麼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兒八個小時，注視著國旗以及現代土耳其的創建者—— 凱末爾．阿塔圖克（Kemal Atatürk）的雕像。
一開始，他獲得的注意並不多；漸漸地，開始有人拍下照片，並上傳分享到社群媒體。之後，其他人也加入成為「站立的人」，一起參與沒有任何口號的守夜儀式。相同的抗議模式蔓延到其他地區與城市，社群媒體上 #duranadam（站立的人）成了熱門標籤，如病毒般快速傳播到土耳其及世界各個角落。
許多人追隨著「站立的人」——他是藝術家埃德姆．京迪茲（erdem gündüz）。京迪茲解釋：「我只是這個國家中一個普通的公民。我們希望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京迪茲沒有因為威脅而感到恐懼，反而堅持著：「我們必須繼續前進。」
抗議後的幾年之間，土耳其政府對於異議份子的壓制比以往更甚，但即便如此，塔克西姆行動的精神並未死去。2014年，塔克西姆團結組織（the Taksim Solidarity group）的創辦成員馬賽菈．亞珀哲（Mücella Yapıcı）被依「成立犯罪集團」起訴，而後無罪釋放。雖然被判處監禁的威脅仍在，馬賽菈還是堅信著：「新的團結組織將在六月誕生，且永不結束」。之後，埃爾多安自己竟也從民眾的抗爭中受惠——2016年，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手無寸鐵的民眾為了表達反對，擠滿了街道、困住了坦克車（其中包含許多反對埃爾多安、卻不願以軍事行動推翻當局的人）。遺憾的是，這場軍事政變並未改變埃爾多安，他依然無法理解基本權利的意義。埃爾多安持續監禁那些位居領導地位的新聞工作者與行動主義者，即使他們之中有些人曾為他發聲、且站出來反對軍事政變。
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因為當權者過於腐敗，加上原本需接受調查的政客得到特赦， 民眾被激怒而引發抗議。這場革命被稱為「多彩革命」（colourful revolution）——馬其頓人民將裝滿顏料的氣球投向雄偉的新建築及國家主義者紀念碑，這些建築項目耗資五億歐元，而馬其頓的月平均薪資僅350歐元。人民對於預算編列的憤怒也反應在一個新聞標題上：「就讓他們吃亞歷山大的偉大雕像。」
作者目前是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辦公室主任，他在2010年以國際倡議與行動部門負責人身份加入該組織。自2002 年至2010年，他服務於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擔任英國部主任及聯合國倡議負責人。他在1986年加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了東歐戰爭、蘇聯解體及巴爾幹戰爭等。克羅修與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合著了《小行動，大抗爭：如何以勇氣、堅韌與創見改變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克羅修於牛津及聖彼得堡就讀大學，並修習俄文及德文，他於1978至1981年曾在波蘭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