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余英時近況，往往是透過他太太Monica（陳淑平）。她只要在《紐約客》或《紐約時報》讀到什麼好文章，就來電通知我。不過有一次比較特殊，是二○一五年十二月，她好久沒買《世界日報》，那天福至心靈買了一份，裡面竟然有她父親的新聞，她很激動，趕快打電話告訴我。
那則報導的主角是黃春明。他榮獲台北教育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台北教育大學的前身就是台北師專，當年曾把他退學。他上台領這榮譽很感慨，回想當年被好多學校退學，後來可以從屏東師專畢業，真要多虧幾位貴人，其中一位就是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
陳雪屏擔任教育廳長是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事。黃春明是在八十歲，獲得殊榮而被勾起六十多年前的回憶。他的感言被七十八歲的陳家女兒讀到，也勾起她六十多年前的回憶，趕緊打電話來跟我分享。
我問說：「那你爸知道他幫助過的年輕人後來成為小說大師嗎？」陳雪屏離世是一九九九，黃春明已家喻戶曉多年了。
Monica答她說：「我父親從來不講這些的。」
同樣特質，Monica與余先生身上也有。他們幫助過太多人了，包括我，但他們從來不講這些。二○○一年我待業在家，前途茫茫，若非Monica推介《中國即將崩潰》給我，又助我取得版權，我可能不會創立雅言。《中國即將崩潰》一上市就登上排行榜榜首，很大成份是拜李登輝站台之賜。但我一開始連繫李前總統並不順利，是余先生打電話給台聯立委吳東昇，我才有辦法安排宣傳活動。
助人不放心上的特質，余先生夫妻兩人身上都有。他們幫助過太多人了，包括我，但他們從來不講這些。圖右為陳淑平女士。圖片來源：廖志峯提供
照理說，我應該視他們夫婦為貴人，稱呼上卻顛倒過來，是他們叫我「小貴人」。我最後一次去看他們是二○一一，進門就聽到Monica 說：「小貴人來了。」我打電話過去如果是余先生接的，也會聽到他喚妻子說：「小貴人找你。」
我會贏得這稱呼，是因為我曾在一九九九年把蘇曉康《離魂歷劫自序》一書推介給美國藍燈書屋副總裁。當時我亦不識蘇曉康，會選擇推銷《離魂》一書，只因為我認定它是經典，而且適合美國。這事並不費力，沒想到我因此認識了蘇曉康，還成了余英時夫婦口中的「小貴人」。
他們協助《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出版，純是因為認可那本書，而不是因為跟我或作者章家敦有什麼交情。事實上，我認識他們，還有章家敦認識他們，都是在書出版之後。同理，他們協助中國民運人士，看的也是價值本身，民主人權的價值，不是看人。
他們協助《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出版，純是因為認可那本書，而不是因為跟我或作者章家敦有什麼交情。
理解他們處事原則，我才會在二○一四年三月，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初，把華文報導傳真給余先生看，並寫信問他要不要聲援學生。
這要解釋一下：我雖然常跟Monica講電話聊天，但如果有什麼事要問余先生，一定是寫傳真給他本人。余先生回覆，也一向是自己寫，從不請妻子轉告。
那為什麼是為了學生佔領立法院一事寫傳真？原因是余先生跟我談話時，一向最關心台灣人的拒中意識，還有年輕世代怎麼看中國。我知道他不上網，家裡也沒訂中文報紙，雖然中港台許多重要事件他都可以在《紐約時報》讀到，但華文媒體怎麼報導，經常需要別人傳真給他，或轉述給他聽。
我聯繫他不到四十八小時，余先生就傳來〈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那篇文章後來是透過台大教授劉靜怡發表，原因是當時她剛好寫臉書簡訊問我有沒余府消息。我想說她人就在立法院，余先生要聲援的又是立法院中的學生，就把文章傳給她了。
我聯繫他不到四十八小時，余先生就傳來〈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那篇文章後來是透過台大教授劉靜怡發表。圖片來源：臺灣守護民主平台FB
雖然是我主動聯繫，余先生聲援太陽花卻絕對不是看我面子。我相信，任何人在第一時間去告訴他學生被貼上「暴民」標籤，向他解釋為何學生需要聲援，他都會寫那篇文章過來。
「做該做的事，講該講的話」這十個字我不只常聽Monica說，也親耳聽余先生說過。也就是說，他聲援哪一種行動，參與哪一種連署，取捨都是自己的獨立思考，不是看接洽者是什麼人。講話是否有人聽，做事是否馬到成功，他並不放心上。
許多別人覺得重要的事，他都不放心上，我想這是為何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安祥自在的快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至於Monica，在我眼中則像《紅樓夢》中的史湘雲，很愛笑，很平實，也很會在生活中找樂趣。我在這對夫妻身上見識到宋儒追尋的「孔顏樂處」，這是他們給我的最大影響。
作者為雅言出版創辦人，著有《愛還是錯愛》、《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