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代武俠小說泰斗金庸辭世遠行，令諸多台灣讀者不免一陣緬懷感傷、兀自感嘆一個武俠黃金時代的終結，我亦聽聞中國湖北一地更是聚集了當地居民，以及來自各方的「金迷」，在其小說裡屢常述及的襄陽古城牆上，紛紛點起了遍地燭光為金庸送行。
童年記憶中，我這一代人（六年級生）對於金庸與其筆下眾多英雄俠士、痴男怨女的深刻印象，老早於八○年代末、九○年代初便已大致底定。彼時（1980年代）正逢金庸小說甫欲從早年盜版氾濫當中跨出第一步、開始有了正式授權並且重新修訂。依其版本樣式，先有「遠景出版社」發行一套三十六冊的《金庸作品集》（俗稱「白皮版」），其後則由「遠流」接手（俗稱「黃皮版」），此乃目前一般書市上面流傳最廣、最普遍的版本。
一九八六年，「遠流出版社」找來著名設計家霍榮齡負責操刀，以日本傳統織錦中的藏金雲彩底紋，配合進口牛津書皮紙重新裝幀設計，發行了《金庸作品集》精裝典藏版。迄今為止，此一版本仍是市面上所有金庸（紙本）出版品當中印刷質量最佳、裝幀品質最精良的典範之作。
一九八六年，「遠流出版社」找來著名設計家霍榮齡負責操刀，以日本傳統織錦中的藏金雲彩底紋，配合進口牛津書皮紙重新裝幀設計，發行了《金庸作品集》精裝典藏版。圖片來源：李志銘提供
而在這段期間（80年代到90年代），恰好也是金庸開始積極將其小說「經典化」、「影視化」，甚至是「學術化」（日後更發展成為所謂的「金學」研究）的關鍵期，且由此開始和港台各大影視媒體進行跨界合作，許多代表作品陸續被翻拍成電視劇、電影，乃至各種漫畫和遊戲（金庸小說無疑是當今華人影視界影響力最大的IP始祖）。
從過去到現在，觀諸大銀幕上，搬演過《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神鵰俠侶》的幾代演員可謂不計其數：黃日華的傻郭靖、翁美玲的俏黃蓉、古天樂的楊過、李若彤的小龍女…，不同時代的演員往往有著各自散發的明星魅力，那麼到底誰才是最經典的男女主角？通常也就反映出各個不同世代觀眾（讀者）之間的美學差異了。
細數金庸武俠小說裡眾多男女主角的人物典型，在性格上，我認為女人通常比男人更有魅力、更加可愛。好比說黃蓉、趙敏、殷素素、任盈盈，她們多半帶有幾分邪氣、偶爾有點使壞、機敏聰慧、敢愛敢恨，無論愛憎都是勇於主動表達。相較之下，男主角（如郭靖、張無忌、張翠山、令狐沖）幾乎都是帶有些傻氣、憨厚，拙於表達且被動，面對感情問題每每模稜兩可、猶疑不決。
而值得玩味的是，其中屬於相對少見的，比方像是段譽、韋小寶這類在金庸晚期作品裡出現「反武俠小說」式的「非典型」男主角總是更多感情豐富而厭惡武功，儼然呼應了某種較為貼近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一如時下當紅的日本電視劇指稱：《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
回顧過去，起自上世紀五○年代以降、誕生於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先是由梁羽生首開先河（當時被認為是中國電影裡獨門類型的武俠電影同樣也是誕生於香港），繼而由金庸發揚光大，以致後來無論是在作品的質量或是受歡迎的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前者，達到了華人武俠「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的最高峰。
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直到今天都還爭論不休。但無可置疑的，金庸的作品對於近代整個華人社會與生活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話說當年的香港、戰後初期有大批人從中國北方「南漂」逃難來此（所謂的「南來文人」），在這個由英國統治的殖民地上面，來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異鄉客（包括知識份子和廣大的市井小民）陸續輾轉在此定居，為了一解內心的鄉愁和鬱悶，他們一篇篇讀著《明報》、《香港商報》、《新晚報》等報紙連載的金庸小說，藉此虛構了一種理想的古代中國的文化想像。其影響層面既深且廣，使得我們天涯海角無論到了哪個地方，都還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本質上，金庸的小說投射出並且嚮往著一個注重人情義理的、強調門派輩分的、歷史淵遠流長的一個彷彿遙遠家鄉般的文化中國。而那個中國，它帶著很多現今在兩岸華人現實世界裡早已消失的、一種遠古封建時代的舊社會色彩：宛如魔幻般的，但是又不乏（懷舊）美好，終究還是會找到情理正義、精神寄託乃至懷鄉的慰藉，一個所謂的「江湖中國」。甚至於我們許多人日常生活的溝通與思考模式，都無法擺脫金庸在這些武俠小說裡所創造出來的語言與類型：
●比方說行走「江湖」、稱霸「武林」（這些都是屬於華人社會特有的空間地理學名詞：江湖規矩、江湖義氣）
●打通「任督二派」：許多關於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甚至是中醫的常識，知道人體有經脈、有穴道，大抵也是初步從武俠小說學來的。在歷年學測國文得高分的考生，亦常有人自稱是因為讀金庸小說而增進國語文能力。
●「武功」的境界高低完全取決於「內功」修為，由內而外，這也是一種非常中國式的傳統觀念：我們常以「花拳繡腿」或「內力深厚」來評價某些人的作品與其內涵。
●「偽君子」（我們在罵人的時候往往會說：你這個岳不群！）
●是非「正邪」之分：少林派、武當派、峨眉派、華山派，誰是「名門正派」、誰是「旁門左道」？而「華山論劍」經常還被用在比喻巨頭級的高峰會談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少讀者其實都是從武俠小說開始去慢慢理解什麼叫作「行俠仗義」、什麼叫「為朋友兩肋插刀」（如《天龍八部》的丐幫幫主喬峰）
●嚴格的「夷夏之防」，強烈的「大中原民族主義」、「華夏中心主義」：在早期金庸小說裡那些從契丹、雲南、吐蕃、西域來的外族人士（如金輪法王、鳩摩智、四大惡人、西毒歐陽鋒）大多是有點邪門、陰險，不僅深諳用毒甚至性格殘暴，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這裡我們便不難想像今日中共政權對待新疆地區維吾爾少數民族的某種心態）
有趣的是，儘管金庸認為他自己寫小說最初的用意原本主要在於娛樂，然而金庸本人卻經常在小說裡夾雜著大量的政治影射，比方《天龍八部》裡的星宿派執迷於權力鬥爭的癲狂狀態與個人崇拜，可能令人聯想到「文革」，而在《笑傲江湖》的華山劍氣二宗之爭、五嶽劍派內鬥似乎也有其影子。
與此同時，金庸的小說人物亦有許多都被「族群認同」的身份問題所困擾：譬如蕭峰究竟是宋人還是契丹人？陳家洛到底是漢人還是滿人？然而很弔詭地，到了晚年之後，大概是迫於晚近中國崛起的時勢所趨或是想要替自己蓋棺論定，後來的金庸本人反而對於當年他在小說描寫此一象徵層面的部分亟欲想要壓抑下去，其與中共之間的種種過往嫌隙甚至根本略而不提。
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Death of Author），意即在作品完成時其實便已宣告結束，作品是存在於作者以外的獨立生命。爾後即便現實中的作者（金庸）肉身已然不在，但他作品裡的小說人物形象，卻仍會在眾多讀者心中不斷活生生地再現、存續不滅。
作者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