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Yale耶魯大學設立美國第一個大學董事會。圖片來源：Yale's Instagram。
在台大最近召開的臨時校務會議中，有人對教育部因為管中閔擔任台灣大哥大獨董，而副董事長蔡明興為遴選委員，而認定彼此有利益衝突感到不解，因為在公司治理中，獨董是用來代替小股東監督董事的，所以兩人在利益上彼此相反，怎麼能說存在利益衝突？另一方面，支持教育部的人認為，如果法規上連指導教授與學生的關係都認為有利益衝突了，舉輕以明重，更嚴重的董事關係如何能免除？何況管中閔擔任的薪酬委員可以決定蔡明興的薪資，而台大校務基金也可能投資台灣大哥大。
我並非法律專家，無從判斷法律上的是非，但是對這種意見完全對立的情形感到趣味。眾所週知，女性比男性能夠分辨細微的顏色差異，也有更多的詞彙描述不同的顏色（男性則對亮度的辨別較佳），台灣在談論公共事務時，似乎都有如男性面對色差：用貧窮的詞彙描述兩極的顏色，而對中間的色差無能視之、無以名之。
利益衝突顯然不是1或0的選擇，中間應該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例如獨董監督董事的說法來自西方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因為西方企業的獨董多由CEO提名，所以對董事會的監督力量較強，而台灣的獨董多由董事長提名，與董事長的關係通常比較密切。而且縱使獨董與董事彼此是監督關係，但日子久了，總會加深社會關係，所以美國有人主張，雖然獨董的任期最高可到9年，但是實務上超過5年就難以再稱之為「獨立」董事。
以上對管案所稱「利益衝突確實存在，但就任不久，情況難稱嚴重」的對錯並不重要，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判斷，不過我們在討論公共事務時，是否可以除了藍綠之外，有更多更豐富的詞彙去區辨其中細緻的差異，而不是如「垃圾不分藍綠」的粗暴民粹語言，意圖將社會現象簡化為兩、三種立場，消弭其中的差異，而對重要的細節視而不見？
海耶克在他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中論述，當人民對市場制度不滿，中央計畫者試圖決定資源的生產與分配時，因為缺乏需要的資訊與執行能力，國家會如何一步步地從經濟的中央集權，走向政治的中央集權，最後必然演變為全面性極權的過程。海耶克的邏輯雖然清晰明澈，但卻與後來世界的發展不同。
雖然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確走向極權，但是資本主義產生許多不同的種類，例如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並未一步步地導致整個國家走向極權。海耶克一如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預測都沒能成真，但是不會有人認為我們就應該因此丟棄海耶克與馬克思，真正的挑戰總是在更細微處辨別差異、找尋真相，而不是繼續在顏色鮮明的教條上添薪加柴。
因此網路酸民的出現並非偶然，並不僅僅是因為社交媒體給了每個人發言的權利，門檻低了，劣質言論紛紛出籠，而是網路的回音室效應讓酸民容易找到彼此，用簡單的白藍綠語言替代了更為耗費腦力的事物細節，在網路將人類注意能力碎片化，在事實可以輕易製造出來的年代，教條比真相更為省力，酸民比公民更具吸引力。
事實上美國大學的董事會制度最早可以說是為了避免大學獨立自主而設立的。美國最早的兩所大學—Harvard和William and Mary—曾經試圖建立自主與自治的組織，但都以失敗告終，導致後來Yale設立美國第一個大學董事會，目的在避免Harvard的失敗經驗，以設立一個合適的宗教環境。直到南北戰爭前，182所大學中，有163所的財源主要來自宗教組織的資助，其餘才是來自州政府。而這些學校以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乃是為了維持多個宗教教派的平衡，以及確保地方出資團體對大學的控制。
當然今天美國的大學董事會維護大學自治不遺餘力，但是這背後與部分市場制度有關，大學的校譽、學術成就與教學品質，與教授的薪水、學生的就業市場以及學校的設施息息相關。相較之下，政府在歐洲大學所扮演的角色更為吃重，經常在純學術社群、國家文化與政府機關間遊走。因此美國的大學校長遴選由董事會全權決定，但是歐洲的大學則多由教授、學生與外界代表共同選舉產生，其中許多代表是直接由政府指派，也有不少大學校長最後仍須政府任命。
大學自治並沒有恆常的定義，經常是政府、學術社群、宗教組織、地方團體與企業角力的結果，最近的發展是美國自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准許大學擁有聯邦經費補助研發的財產權，以及政府的資助能力下降後，產業對大學的影響能力大增，甚至有些大學的治理結構已經完全企業化。
無論如何，所謂的大學自治其實是對不同團體的權力取捨的結果，台灣目前的問題在於，當大學無能自主時，人們要學習美國大學，但是現在僅僅是教育部駁回台大遴選結果，都遭受政治退出校園的批評，如果教育部真要如美國指派董事直接管理校務的話，又豈會獲得認可？當教育部允許國立大學成立校務基金時，因為學雜費直接撥入校務基金，人們要教育部禁止漲學費，結果是既不相信大學應該市場化，也對國家管制不信任，更對大學自主沒信心，問題是一個大學排除了市場、國家與教授治理，還剩下什麼治理模式？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