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春山出版社
書名：《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作者：劉紹華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本書是醫療人類學者劉紹華對於COVID-19疫情引發的社會現象的批判性回應，作者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的傳染病，著作包括《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以及《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等書。作者的研究獲得許多學術獎項，研究成果深受學界肯定。
本書的性質和上述歷時多年才完成的學術著作不太相同，是在2020年三月疫情快速蔓延時用短短數月時間寫成，以專業知識進行社會介入，字裡行間散發迫切的使命感、強烈的道德情懷與不忍之情。
這本書的主要部分是以十個關鍵詞為標題的短文所組成，主題包括「汙名」、「人權」、「公衛倫理」、「WHO」、「旁觀他人之痛苦」等，另外還有五篇附錄，由作者發表過的疫情評論與相關訪談所組成。雖然劉紹華在序言表示此書「以中國為主要分析案例」（頁10），有些章節如〈中醫藥〉、〈道德楷模〉、〈標語〉等也確實如此，但作者討論的範圍絕不侷限於中國，每個「關鍵詞」都舉了中國、美國與台灣的例子而提供更為寬廣的視野，透過對照比較也常能提出有價值的洞見。
例如，台灣社會對於長期無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有很深的怨氣，疫情爆發之初，WHO對中國政府的卑躬屈膝以及對防疫表現良好的台灣視若無睹，引爆了怨氣而出現一波強烈批評WHO的聲浪。台灣民眾的不平有很大的正當性，但也有不少關於世衛的描述與說法淪為片面的簡化乃至陰謀論，不少評論者其實對世衛的架構、運作與複雜的國際衛生政治了解甚少。本書〈WHO〉一文適時地提供清楚的歷史解說和公允的批評，對於讀者了解這個讓許多台灣人既感到憤怒又渴望加入的組織有更好的瞭解。
又如〈CDC〉一文就詳細說明了這個疫情以來大家耳熟能詳、卻又認識有限的防疫機構，並且扼要描述中國的傳染病防治如何從蘇聯體系轉變為仿效美國疾管署的制度，以及中國疾控中心的沿革、架構與運作。除了指出經費、人才流失與政治干預等問題外，書中還說明相較於美國CDC地方分權有較高自主性的架構，中國疾控中心由衛生部或衛生部授權機構統一發布疫情的指揮架構，導致其能動性大幅削減，SARS與COVID的疫情警告因而受到嚴重耽誤。相較於台灣許多人士認為中央集權的防疫架構較為有效，劉紹華對中國疾管中心的分析，得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看法。
除了提供許多非常有用的歷史與背景知識說明和比較對照之外，強烈的批判性是這本書的一大特色。例如附錄〈說給疫情倖存者聽〉一文是作者廣被轉傳與轉載的臉書文，文中沉痛敘述四九年後中國對重大疫情的應對似乎無法記取歷史教訓，一再重複錯誤。我想這點應該也是大多數經歷過SARS慘痛教訓的台灣人對這次疫情的疑惑和憤怒，而劉紹華除了義憤之外也引用她過去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由於「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面子心態下，不只官方甚至民間也有許多人積極配合，不願承認錯誤與醜聞（頁212-213）。對這樣狀況若無法有深切的歷史反省，未來中國還會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對中國政府種種作為有股強烈怨氣，上述的批評在台灣情境下聽來順耳，但劉紹華並不是一位搭順風車的知識分子，關於台灣的防疫措施與社會反應本書也有許多逆耳之言。例如附錄〈後疫情時代的後見之明與具體研究〉一文，是作者在「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的演講，文章尖銳提出台灣防疫措施可能造成的人權與隱私問題，以及台灣學術社群中有著反對批評政府防疫措施的同儕壓力。
在書中其他地方，劉紹華認為陸配子女返台政策轉彎的「小明事件」，以及註記湖北台人長期不讓他們返台的限制，乃至「健保卡旅遊註記到監控技術一再擴大」，都構成了「人權與民主的問題」。在肯定台灣防疫成績之餘，劉紹華更強調「學者的研究責任，就是要看見並分析矛盾、衝突、斷裂、隱藏等各式問題，以其學術研究能發揮批評和改進政策的價值」（頁224-225）。
劉紹華秉持知識分子良心的「逆時鐘」勇氣令人感佩，我也分享她的憂心與部分同意她的某些批評；然而，正因為疫情仍在發展中，也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加上涉及的議題十分複雜，我也不揣簡陋提出些意見。
本書的「關鍵詞」雖然都討論了美國、中國與台灣的例子，而中國部分的分析與批評都較為深入，相較之下關於台灣的討論有時在觸及到一些重要課題或有趣的線索之後，卻沒有再追索下去。
例如，劉紹華一向強烈批判台灣官方與媒體用「武漢肺炎」一詞，支持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的疾病命名準則。本書還考察這個俗稱的起源，認為疾管署雖然在1月23日首次在新聞稿使用這個名詞，但尚未將之當成正式名稱，要到2月11日的出現陸委會政策急轉彎的「小明事件」之後，中央政府才定調要求各機關統一使用「武漢肺炎」一詞（頁20-21），但她對這兩件事的關係乃至台灣政府此舉是否是有意的政治操作並未多做評論。就一本即時介入的著作而言，要求方方面面都完整處理或許太嚴苛，而上述議題或許其他研究者可繼續探討乃至修正。
劉紹華憂心疫情帶來一言堂的社會壓力會對民主社會造成傷害。這點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畢竟疫情威脅帶來的社會緊張確實容易讓不同觀點與少數意見較難自在地表達，主流與建制有時對異見的容忍度也會降低，讓不同意見的討論較難在尊重與開放的氛圍下自在地進行。台灣之前有關普篩或是彰化抗體研究的爭論，都可看到不同學術立場、研究方向與防疫作法被媒體高度的政治化，甚至在網路傳出各種陰謀論，而妨礙了就這些不同主張的合理性與優缺點進行冷靜的學理討論。
不過這現象不是台灣所特有，例如最近歐美醫學界主張「群體免疫」防疫策略而連署〈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的少數派科學家與醫師，就遭到超乎尋常的嚴厲抨擊，其主張除了被批判是「不科學」與「危險」之外，甚至遭指控在政治上和極右派、自由放任派掛鉤，乃至被貼上「川普式流行病學」的標籤。
值得安慰的是，疫情以來台灣相關意見討論的氛圍雖不理想，但仍有一些機制與力量維護不同見解的發表與異議的空間。就以書中質疑的「白牌計程車司機確診案」的疫調判定為例（頁39, 224）。因為上電視節目為兒子「喊冤」而遭防疫指揮官移送的台商之父，最近獲得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
雖然報導這則新聞的媒體很少，但過程中除了《鏡週刊》的深度報導提出不少質疑之外，施信如、蘇益仁等專家學者也對指揮中心的判斷與處置方式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從疫情爆發至今，何美鄉與黃立民等專家曾先後提出和指揮中心不一樣的疫情判斷。法律學界關於防疫措施與人權保護之間張力的研討也不曾中斷。
不管各方的判斷與推測誰對誰錯，這些學術爭辯、調查報導與司法裁決是台灣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的表現。多元的意見、自由的討論與批判的精神才是讓台灣進步的動力，但這樣的空間確實維護不易，尤其是在疫情危疑的壓力和政治對立嚴重的狀況下。劉紹華這本書以其豐富的學養和道德勇氣提出銳利的分析與批判，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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