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長、國際知名作家龍應台在中國軍機頻頻擾台之際，發出一篇「戰爭毀滅所有文明細節…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的臉書貼文，引起社群媒體大江大海般的討論。
圖片來源：龍應台臉書
不知道是不是龍大作家和中國軍機一樣蓄意挑釁，還是詞語表達有問題（龍大作家詞語表達怎麼可能有問題？）導致鄉民們太過敏感而誤讀，貼文被解讀成是在批判我方政府將兩岸局勢帶向戰爭邊緣，反而不是和台灣人站在一起抵抗侵略。
同為作家的馮光遠在臉書上砲轟龍應台，「不管你說什麼，我作嘔。」台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理事長馮賢賢則指出，「台灣最需要檢討的文明細節之一是為什麼龍應台這種人會紅」。
檢討龍應台為什麼會紅，也等於要把個別的話語放入歷史與文化結構裡，理解其動機與意涵。與此同時，媒體和學者披露少女時代就已經開始寫作的龍應台在就讀成功大學外文系大四期間，曾經代表恭讀一篇文情並茂、濃濃黨國風的頌詞向蔣介石祝壽，歌頌蔣介石如何德披天下，不，是世界，如何讓四海歸心（詳見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臉書頁面）。具備什麼條件的學生能有此榮幸代表全校恭讀賀詞，不需筆者在此贅述。
本文的主題「黑色筆記本」發想自德國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的黑色筆記本。本文以龍應台和陳文茜為例，原因在於兩人雖然各領風騷，以各自的方式和歷程進入本文所要批判的假掰文化人傳統，但不難發現兩人極為顯著的共通特質。亦即，外表冷靜、言詞犀利、文采耀眼。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跨足政治、出版界甚至媒體，堪稱統派地位最崇高、最具社會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至少外表看起來像知識份子。
「黑色筆記本」的典故出自由德國伍珀塔爾大學（University of Wuppertal）哲學教授特羅尼（Peter Trawny）整理、於2014年出版的《黑色筆記本》（Schwarze Hefte），該書收錄了海德格於1913年至1941年親手所寫的筆記。在此之前海德格除了納粹黨員身份引發關注之外，到底支持或信仰納粹到什麼程度都只是臆測。
一如預期，此書一出版立即震撼德國甚至全世界的學術界。不僅弗萊堡大學執掌「海德格講座」的費格爾（Günter Figal）辭去海德格學會主席，弗萊堡大學甚至取消「海德格講座」，主要原因在於那些筆記確實記載了海德格反猶太人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舉例而言，海德格認為猶太人精於算計而避免參與戰爭，使得德國人平白犧牲「最優良的血液」。他甚至相信猶大背叛基督的時候就開始了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野心，他就以這樣陰謀論理解現代的歐洲危機和種族對立。
海德格的《黑色筆記本》引發的思想論爭或學術研究的問題，恐怕不是本文所有能力深入處理的，包括海德格的存有論是否早已具備合理化納粹大屠殺的思想元素？若有，哲學家需不需要為此負責，世人又要如何甚至還要不要再研究和他的思想？
有一些則是倫理的問題，像是我們能否要求哲學家言行（或公私）合一，「言行合一」是一條適用於所有職業和身份的普遍法則嗎？當然，還有一個影響深遠擁有極高學術威望的知識份子對於歷史的反思，以及自己在歷史情境中所做的選擇。
我在本文把「黑色筆記本」當成一種譬喻或視角，表示一段尚未被揭露與理解的過往，也可能是一段不堪的過往，更重要的是，未能反思個人在歷史情境中的順從、選擇或放棄選擇，面對血淋淋的歷史罪惡是支持、粉飾、默許或漠然。
龍應台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讓她的聲名攀上高峰，是假掰文化人的代表作，也是她的黑色筆記本最佳註腳。
如果龍應台只是藉由本書記述「個人」對於那一段風雨飄搖的年代的感傷記憶，我們都應該以同理心看待。問題是，沒有歷史學專業的龍應台把這本書包裝成中國近代史著作，書中充斥錯誤的史實，讓已故的歷史學大師李敖看不下去，因此發表了《大江大海騙了你》提出強烈批判和指正。對此，龍應台本人沒有正面回應，只是透過助理表示「謝謝指教！」
拋開那些不管是無心或有意的史實錯誤，龍應台對於造成中國人巨大傷亡、流離失所、國家滅亡的歷史暴力和罪惡，並沒有任何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該有的歷史反思，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在替該負責的人和政黨卸責。
龍應台那看似理性的外表和耀眼的文采隱藏著對歷史真相與責任的無知和冷漠，也顯示在她在2012年5月31日在立法院面對段宜康的質詢。段宜康在有關轉型正義的質詢中，逼問時任文建會主委、即將出任首位文化部部長的龍應台「誰應該對五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負責？」一向言詞犀利的龍應台頓時變得言詞閃爍，最後把責任推給所謂的「結構」。
龍應台口中的「結構」若不是她慣用的華麗詞彙，就是一種掏空或逃避個人選擇和責任的意識形態，就像統派經常以「時代背景」合理化白色恐怖。
龍應台在〈走過的路〉一文中回憶國民黨極權統治時代的年輕歲月，不過只是帶著淡淡的詩意（失憶?）描述當時自己的感情如何真摯，信仰如何誠懇，動機如何純潔，幾乎是那個時代學生共同的記憶。
然後呢？又要推給結構嗎？誰的共同記憶，包括那些被抓被殺的人和他們的親人嗎？她現在又怎麼看待黨國餘緒和轉型正義工程呢？
筆者必須強調，結構不等於歷史必然性，是個人和群體在特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境中，做了選擇才有所謂的結構。有人選擇不順從，也有人像龍應台這樣不僅沒有深刻的歷史反思，更用華麗和貌似感性的語言加以包裝。
龍應台不願意承認和面對的是，極權主義能夠在形式上的體制結束之後依然以幽靈產繞著一個國家和民族，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像她這樣的假掰文化人的黑色筆記本還沒被掀開。
龍應台的黑色筆記本理還有許許多多暗黑的情節，有待讀者們發掘，包括她2013年任職文化部長期間，企圖藉由服貿協議開放（或偷渡）中國印刷與出版業進入台灣，而且拒絕開召開公聽會與民間代表洽商，郝明義就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講述龍應台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近一點的範例是，她在臉書上毫無根據地質問政府的疫調工作公告國民的性行為和進了人民的臥房，毫無專業知識依據胡亂指控由一百多位公共衛生與傳染病學專家共同設計疫調問卷，令人哭笑不得。
和龍應台相比之下，本文要談的另一個假掰文化人的範例陳文茜似乎「入世／市」得多。也許會有讀者認為，陳文茜就是個十足的商人或政客，談不上什麼文化人或知識份子。這樣的看法似乎不夠充份，沒有掌握陳文茜做為臺灣典型的後現代「戲耍政治」（play politics）最極致的典範的多重本質。
也就是說，她是包括政客、媒體人、作者、影像工作者等各種身份形象的拼貼，專業知識是她戲耍的最重要的形象和工具。簡單地說，陳文茜管得如大江大海的寬，但都只是沒有底蘊的表象和碎片。
圖片來源：陳文茜臉書
大家別忘了，陳文茜堪稱臺灣假新聞的始祖。2004年3月19日總統大選前一天下午發生震驚全球的319槍擊案，陳文茜第一時間就在國民黨競選總部召開記者會，指稱有奇美醫院的小護士目睹國安人員造假槍傷資料。而那神秘的奇美小護士事後證明是陳文茜虛構的人物，意圖影響選舉、造成台灣社會不安的意圖不言可諭。
陳文茜不僅長期掌握旺中媒體的節目製播和主持權，2010年更跨足環保紀錄片。筆者無意否定或懷疑任何人關心環境的心意，但是有沒有用心虛心研究、有沒有尊重專業就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沒有，就是假掰，就是在賣弄知識份子的假象。徐光蓉就評論過陳文茜拍攝的《2℃》錯誤百出，包括引用「臺灣地區人口密度世界第二高」這樣的錯誤資料（2009年人口密度高於臺灣的有包括納哥、澳門、新加坡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還有「臺灣島土地侵蝕率每年2%」和「如果北極冰融，海平面上升」（應該是南極而不是北極）等沒有學術研究和調查基礎的說法。
以專業國際新聞深度報導聞名、儼然已是統派人士和一些台灣人精神食糧的《文茜的世界周報》假掰而出包的案例也不遑多讓，像是引用錯誤數據指稱疫苗除草劑增加自閉症、粉絲專頁莫名其妙地教讀者學用阿拉伯語求救，結果拼音和文法都是錯的。
假掰過頭的陳文茜甚至還曾經歌頌過放生的行為，引來環保和動保人士強力抨擊。對照她專業、理性、「關心」環保議題的形象再反諷不過！
陳文茜的黑色筆記本還有她涉入的「樂陞案」。雖然北檢已在2017年10月針對背信的部份宣布不起訴，但本案還包括「不實私募、密約套利」、「偽發CB、套利控股」、「百尺竿頭、詐偽收購」、「操縱股價、牟取私利」、「挪用資金、侵占款項」及「隱匿關係、財報不實」等犯罪區塊，最終的真相還有待追查。
薩依德（Edward Said）在《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一書中強調，知識份子的職責在於清楚地向公眾傳達觀點、態度、意見、信念或哲學，引導公眾破除限制他們思考和溝通的障礙。
類似薩伊德、羅素（Bertrand Russell）、鄂蘭（Hannah Arendt）、哈伯瑪斯（Jügen Habermas）、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哈維（David Harvey）、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公共知識份子，姑且不論其學說與政治立場的歧異，都在追求具有普世意義的知識，幫助大眾釐清許多難題，建構更健全的政治、法律與生存空間。
這些關於知識份子天職的定義和期許對龍應台、陳文茜這樣的假掰文化人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他們也許根本都不在乎，就像他們不在乎台灣人、香港人、圖博人和維吾爾人受到中國壓迫的共同命運。
臺灣的假掰文化人不只有龍應台和陳文茜，他們為什麼會紅，為什麼能夠掌握文化資本和話語權，絕對是台灣走向更民主公義的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這一個假掰傳統裡的作家、學者和媒體人都有根深柢固的大中國認同，自認為代表高尚的文化，對「本土」懷抱輕蔑甚至敵意。於是會有某久居南方的名詩人教授向國民黨當局舉報，使得某些人成了海外黑名單無法回到故鄉；於是會有某作家在李前總統過世之際發出祝賀文；會有某作家代表支持中國統一台灣的新黨競選苗栗縣立法委員。
筆者期望本文只是一個開端，號召更多臺灣人從各自的生活經驗和文學、歷史、政治等專業領域來掀開這些人的黑色筆記本，看清楚他們在哪個歷史階段中站在什麼位置、寫了什麼做了什麼。臺灣文化和歷史記憶也需要轉型正義，而轉型正義如果不能踏出這揭露真相進而尋求文化與思想解殖民的一步，那就什麼都不是。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