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當2020年春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歐美陸各國陸續引起嚴重疫情之後，學界與媒體就開始討論所謂「第二波疫情」的威脅。
因為一般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在溫度較高的夏天會消沉，到秋冬則升高，COVID-19也有可能如此。此外，醫界也憂慮流感疫情在冬天同時來襲，兩種疾病一起帶來數量遽增的病人，會壓垮醫療體系。
隨著夏天的過去，第二波疫情在許多國家從擔憂預測逐漸成為日益真實的威脅。今春疫情爆發之初，嚴厲的封城措施確實使疫情受到壓制，然而隨著各地的解封，悶壞的人們開始恢復社交活動，群聚似乎讓疫情又蠢蠢欲動。有些在疫情爆發之初控制得不錯的歐美國家如希臘、挪威、丹麥等，先後出現了確診人數增加的警訊，而西班牙、法國、英國等疫情慘烈的國家則在最近疫情反彈，導致二度封城的呼聲再起。
近期除了澳洲維多利亞省意外爆發疫情，自8月2日起採取封城措施將之壓制下來外（已於9月28日解除宵禁放鬆管制），目前大多數國家多是針對特定熱點區域與行業採取寬嚴不一的管制措施，試圖以較低的社會代價來防止疫情，對之前那種全面封城的嚴格作法頗多猶豫。
封城的政治光譜
封城（lockdown）是種代價很高而極具爭議性的做法，這半年來歐美的爭論似乎有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分界。這點在美國尤其明顯，通常民主黨主政的州會較為迅速地採取相對嚴格的防疫措施；共和黨主政的州則反對封城，甚至反對強制戴口罩，總統川普在疫情爆發後淡化COVID-19的嚴重性，多次表示希望提早解封，並和政府防疫專家出現齟齬，結果他在選前一個月確診了。
巴西右翼民粹總統波索洛納的反應與川普很類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近疫情再度升溫的西班牙，保守黨執政的大馬德里地區政府，抗拒社會黨執政的中央政府主張全市實施一體嚴格管制的要求，而以針對熱點加強局部管制的方式來因應疫情。
在英國，自由派媒體如《衛報》（The Guardian）通常較為支持嚴格的防疫措施，右派媒體如《每日電訊報》（Telegraphy）則反對封城作法。至於有時被媒體稱為「英國川普」的保守黨首相強生，在年初疫情爆發之初並不願意採取嚴格的封城措施，但隨後改弦易轍接受政府專家顧問建議實施封城。工黨和蘇格蘭民族黨對強生政府的主要批評是反應太慢、應對混亂，但這兩個反對黨基本上都支持嚴格的防疫措施。除了少數保守黨國會議員對防疫法規表達不滿外，近來英國出來示威反對嚴格防疫措施的主要是民間團體，包括以舉辦派對、舞會來抗議防疫管制的年輕人。
大致而言，目前英國的防疫態度雖然可以看到左右派的差異，但主要分裂還是出現在「菁英」與「庶民」之間。這點頗不同於近年造成英國政治分裂的脫歐之爭。
在脫歐公投中，牛津大學畢業的強生以菁英身分投入脫歐派陣營，藉由煽動的修辭和社群網戰的攻勢鼓動不滿建制的白人勞工，成功贏得公投並在一番波折後奪得首相大位。疫情爆發之初，他在第一場重要講話中還強調英國人熱愛自由的傳統而不願實施強制措施，但就防疫而言，強生的民粹政治傾向顯然仍受到專家建制相當大的約束。
不過疫情爆發以來英國的經濟遭到重大打擊，社交與教育機會受到嚴重限制的年輕人也有不滿的聲浪，社會更已經出現反對嚴格社交距離管制的群眾運動，值得密切觀察日後是否會像脫歐一樣出現民粹政治領袖捲起反對風潮。
在某些國家，左右派政治立場和防疫作法的關聯性似乎更低。例如保守黨執政的澳洲與工黨執政的紐西蘭都防疫從嚴，出現大規模群聚感染時皆毫不猶豫地採取嚴厲的封城作法。上個月法國疫情升高，疫情嚴重的馬賽市長高聲抗議中央政府要求該市關閉餐廳與酒吧的禁令，受到同樣限制的普羅旺斯也發出不滿之聲，再度凸顯有中央集權政治傳統的法國，中央與地方屢見不鮮的緊張關係。
總體而言，左右光譜雖然是分析各國政治人物防疫立場的參考座標，但實際仍需深入考察個別國家特定的脈絡，才能進行更準確的探討。
封城的科學爭論
除了政治爭議之外，最近英美醫學界對封城做法也出現更多質疑的聲音。例如最近英國醫學界出現立場截然相反的兩封連署公開信。由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古樸塔（Sunetra Gupta）與實證醫學中心主任韓尼根（Carl Heneghan）領銜的公開信，希望英國政府重新思考防疫方向，認為目前做法導致其他疾病的患者受到不良影響，也對人口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衝擊。該信連署者表示，因為防疫而造成癌症轉診的減少，癌症的篩檢、檢查與治療也受到干擾，未來將會造成癌症死亡人數的增加。只以壓制病毒感染為目標卻沒有考慮不同群體感染風險的防疫作法，後果將是弊大於利。信中指出COVID-19百分之八十九的死亡發生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的死者本身有其他疾病，防疫措施應該更具針對性。
另一方面，牛津大學醫學教授格林哈格（Trisha Greenhalgh）領銜起草、刊登在《英國醫學期刊》（BMJ）的聯署信則支持政府針對全體人口壓制病毒的防疫方向，他們認為雖然不同群體的重症與死亡風險不同，但不同年齡層都有重症與死亡的案例，而且還有感染後遺症長久無法痊癒的病人（所謂的“Long COVID”）。此外，社會是開放的，這場疫情迄今還沒有任何國家能成功將脆弱的高風險群體隔絕起來保護。
再加上群體免疫的目標不一定能達到，因為不能排除痊癒者重新感染的可能，目前也不明瞭痊癒後的免疫力能維持多久。最後，他們認為重啟經濟與壓制病毒這兩個目標是連動的而不是分開的。
除了醫學界對防疫方向的看法分歧，疫情發展也出現一個仍待解釋的謎題，那就是目前確診人數雖然節節高升，但死亡人數卻沒有隨之上升。關於這點目前有許多猜測，例如，各國檢測量的提高，找出了許多輕症與無症狀的患者而拉低了死亡率；醫界對COVID-19治療照護的改進，減少了住院患者的死亡率。
也有人認為這是防疫奏效的結果，由於老人和慢性病患受到較好保護，近來增加的感染者主要是死亡率較低的年輕人，死亡人數自然減少；或是社交距離使得感染者吸入的病毒量較低，減少了重症與死亡的機率。這些猜測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也讓未來疫情衝擊的預估平添更多不確定性。
不確定下的科學與政治
各國政界與醫學界之所以出現上述的封城爭論，有其政治與科學的背景。就政治而言，第一次的封城帶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衝擊，各國相當比例的民眾不願意再承受這樣的代價；加上COVID-19起先因為陌生未知而引起的恐懼，隨著時間日久而淡化，許多民眾與政治人物都逐漸將此一疾病「常態化」，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視之為不受歡迎但不得不與之共存的風險，就像面對許多其他較為熟悉的疾病一般。
另一方面，醫學上隨著關於此一疾病的科學知識增加，目前帶來的並不是科學共識與防疫標準做法的建立，而是更多有待釐清的研究課題。專家社群對疫情的判斷與防疫方向的看法反而出現更公開的分歧。
這種不確定的狀態或許要等到今年冬天傳言已久的第二波疫情是否到來，乃至到來後的災情如何，情勢才會逐漸明朗。至於防疫的政治鬥爭，乃至醫學知識立場和政治立場的關聯，恐怕也有待時間距離帶來較明確的視野，才能從歷史與社會科學的角度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