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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僅剩一個月，川普與拜登也在各個議題上針鋒相對。川普總統在競選過程中多次批判中國，在今年年中開始因為疫情逐漸加大對中國的批判，進而在國防、科技、人權等議題上也增加對中國的指責，力道與頻率簡直可比四年前說要在墨西哥邊境蓋牆。
拜登與民主黨也同樣在人權議題上對中國批判，甚至因在政綱上拿掉一個中國而被中國官宣《環球日報》抨擊。雖然在疫情、疫情導致的經濟衝擊、以及BLM運動之下，美國民眾並沒有把中國議題排在最主要的投票選擇，但是美國民意對於疫情之後的中國政策，無論是誰當選，還是會有影響力。現在美國人是怎麼想中國政策的呢？
首先，大方向是多數美國人現在對中國的看法是負面的，而且負面程度是歷年之最。Pew每年執行的民調，今年六月中到七月中的電話訪問，美國民眾現在對於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高達73%，持正面看法者僅有22%，而且兩黨支持者皆然（共和黨負面比例83%、民主黨68%）。
時間拉回到2006年，十四年前，兩黨對於中國負面的比例僅有35%跟26%，而當時2008北京奧運前後共產黨對西藏的血腥鎮壓也並沒有改變美國人對中國的友善程度。Pew進一步指出，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光是今年三月到七月之間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因此跟疫情可能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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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Chicago Council每年執行的民調，今年七月初到七月中執行，裡面問到給中國0~100的情感分數，今年美國人給中國的平均是32分，歷年最低，2018年平均還有接近一半的45分。其中72%與73%受訪者分別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對手（rival）以及不公平的貿易競爭者。（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報告中，認為美國該在中國軍事入侵台灣時派兵的比例，來到41%，也是史上最高！2014年是26%，去年是38%）。
然而，在美國平均而言疫情後反中的氣氛之下，美國人對實際上該怎麼做並不十分有共識。
首先，在九月初路透社的民調問美國民眾對於川普禁抖音TikTok的看法，有40%的民眾支持這禁令。40%看似沒有過半，但假如看剩下的民意──只有30%反對這禁令，另外30%回答不知道。就算把沒有明確支持川普禁令的人全部算成反川的，也有半數不知道到底川普這樣做好還是不好。
接著，在Chicago Council的報告中，可以發現有數項美國目前對中政策是兩黨以及無黨派選民共同的共識，包括懲罰違犯人權的中國官員（86%）、禁止出售高科技給中國（74%）、禁止中國在美國建設網路通訊設備（68%）等，可以預期這些政策也不會在選舉後有重大改變。
然而，在其他一些議題上，兩大黨呈現分歧的狀態。民主黨選民反對關稅（39%支持，共和黨76%支持）、反對雙方停止科學交流（39%支持，共和黨66%支持）、反對禁止中國學生來美（32%支持、共和黨63%支持）。
另外，在許多民主黨前官員組成的National Security Action在九月初進行的民調，他們特別針對搖擺州進行民調調查。筆者並不喜歡這份民調，裡面有許多誘導性的語句存在。但是這份民調中有特別進行一個實驗，裡面問到說是否同意「美國對中國在貿易不公、網路偷竊與間諜上強硬，但是在全球暖化與公共衛生上要跟中國合作」，有八成的民主黨支持者同意這個說法，無黨派選民中也有七成支持，而僅有一成覺得這種說法太過強硬。
從這數據來看，就算是民主黨人同樣也有劃出一條紅線，覺得某些事情是政府得對中國強硬的。但某些議題上民眾還是覺得要跟中國合作。同樣地，在Chicago Council的民調中，有72%的美國選民認為要跟中國在全球暖化上合作。
只是，假如應該在某些議題上對中國強硬、某些議題又該跟中國合作，那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在這份民主黨官員組成的民調報告中，還是認為要在外交上打交道，認為美國應該要先反求諸己。
在最後一頁的結論上，該報告建議民主黨候選人應該要在「面對中國霸凌以及尋求防止全球暖化以及公共衛生上合作之間找到平衡」、「美國應該先投資基礎教育與公共設施以增加競爭力」（並未在民調裡出現）等，同時並抨擊川普對中壓力已經造成美國農民與工人的損害、且沒有達到原本預計的政策目標。
在這份報告中並未提及的是，民主黨眾想要的這種平衡到底要怎麼達到？假如川普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真的如報告所言，傷害了農民與工人且沒有達到經濟目標，那麼民主黨要如何僅透過外交手段降低雙方貿易不公（因為多數民主黨支持者也反對關稅、反對停止雙方科學與學生交流等）、並且同時還能再要求中國幫忙全球暖化以及公共衛生？
照筆者之前參加萊斯的演講的說法（萊斯同樣是National Security Action顧問團一員），他們仍然相信中美多加交流就有可能讓雙方都能找到互利共生的目標，而不是囚徒困境。但問題在於，第一是這種互利的情景是否真的存在；第二是所謂賽局的長期合作成功的關鍵在於潛在確實的懲罰威脅（trigger、tik-for-tak），假如中國真的再度違約，那又該怎麼做？
之前萊斯在筆者學校演講，舉出的一個例子，是所有在中國投資的美國公司，都要美國這邊派官員檢查每一個雙方合同與落實細節，檢查有沒有被欺騙或竊密的問題，假如有就暫緩交流。姑且不論這政策到底可不可能在中國執行，這些相關的對中政策細節在民調報告裡都沒有呈現。因此當這些對中政策實際執行時，出現的民調數字就可能跟前面提到的抖音禁令一樣，就算不支持川普的禁令，但反川派實際上該做什麼也是不確定的。
在National Security Action的民調報告中，有用到之前民主黨操盤手之一、筆者博士班學校Sunshine教授提出的Persuadable Voter的概念，就是有些民眾可能在某一兩個議題上與執政者相悖、或者不確定該怎麼做，這些人就可以透過選戰集中選傳而拉過來自己的陣營。
在搖擺州，這種選民佔了14%。在美國民眾大前提是對中國不滿的情況下，如何把這些不滿實際落實成有效果的政策，恐怕是民主黨需要加強之處；而對共和黨而言，如何把過去對抗中國的政績、或為何未達標的原因給說明清楚、讓民眾再給四年落實，也是共和黨可努力的地方。
無論如何，在疫情之後，已經可以看到美國民眾的大趨勢、畫出所謂的紅線，重點已經不是美中衝突與否，而是要怎麼衝突、怎麼確實拿到屬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作者為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在台中一中被選進數學校隊，接著考取台大電機系後想當個科學家。在椰林繞了一圈後，覺得還是人類有趣多了，於是跟著數學一起投入研究政治，成了政治科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