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迄今半年，短短期間就散播全球，造成一千三百多萬人罹病、近五十九萬人死亡（迄7月16日），並對國際政治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然而，現今國內國外對疫情的反應似又進入新的階段。
台灣在境內在沒有社區感染與半鎖國的邊境管制下逐步放鬆管制，在「防疫新生活」指引下已近恢復常態；當前的主要挑戰是經濟走勢以及對外開放與防疫之間的拿捏平衡。
相較之下，國外疫情又是另一番光景。美洲成為重災區，美國、墨西哥和巴西這北中南三大國的民粹總統帶頭作亂防疫無力，印度與南非等金磚大國的疫情也方興未艾；西歐各國在疫情壓低但未完全消弭之際便開始解封重啟，未來禍福難定。另一方面，一些原本似乎成功控制住疫情的國家，如澳洲、南韓、新加坡與中國，則陸續爆發出意外的群聚感染，這種現象顯示COVID-19一旦在社區達到相當規模的傳播或是檢疫有疏漏，就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日前世衛組織表示，太多國家的防疫走上錯誤方向，在可預見的將來都難以回歸常態生活。如此狀況不禁讓人感嘆這場疫情究竟何時才會結束？
疫情難以終結？
美國疫情爆發時，今年三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記者Ed Yong發表的文章〈大流行會如何結束？〉頗受到注目；文中設想三種場景：一是各國協調一致採取有效抗疫措施，最終導致疫情消弭；但由於目前各國各行其是，多國疫情無法控制，這點幾無可能。
另一場景是疫情延燒最後帶來群體免疫，如同過去歷史上某些大疫那般；但是這種狀況付出的人命代價太高，多數國家不會這樣做。
最後則是疫情受到某種程度控制，在疫苗還沒問世之前，各國對不時爆發的群聚感染進行「漫長的打地鼠式」防疫。此一場景頗類似分析師Tomas Pueyo三月下旬那篇網紅文章〈鐵鎚與舞蹈〉（The Hammer and the Dance）的設想：先以封城大鎚打壓疫情，再以精確的防疫措施與病毒共舞。目前中國、韓國、香港與澳洲的現況頗有這番況味。
寄望於疫苗研發來終結疫情，似乎是目前各界的主流共識。就新興傳染病而言，對COVID-19的研究投入與疫苗開發速度可說是史無前例。疫情爆發不久，科學家就辨認出其病原為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並定序其基因，隨即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科學界與製藥業者投入龐大資源，多支疫苗的研發火速進行，其中包括使用新技術、若能成功開發將會是史上首度運用的mRNA疫苗。樂觀者認為明年就可能有疫苗問世，甚至傳出中國政府不久前已經對解放軍施打新開發的疫苗了。
即便如此，科學界還是有許多謹慎的保留意見。畢竟有些重大傳染病在經歷了漫長的研究之後，仍舊無法研發出有效疫苗。愛滋病是這樣的例子，瘧疾這個古老的疾病也是如此。沒人能保證COVID-19能發展出有效疫苗，就算疫苗研發出來，其保護力有多強和保護時間有多久也有待確定。日前英國《衛報》報導，愛丁堡大學的追蹤研究發現大多數感染COVID-19痊癒的患者，體內抗體在數個月後就大幅下降，顯示免疫保護時間有限。若確實如此，除了顯示群體免疫難以達成之外，也表示疫苗研發的難度可能很高。
假若疫苗無法研發成功，是否意味著疫情永遠不會結束？其實這要看所謂「疫情結束」代表著甚麼。
兩種意義的疫情結束
曾經寫過1918大流感通俗史的《紐約時報》科普記者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 在今年五月發表一篇〈大流行如何終結？〉的報導，文中訪問了幾位醫學史學者，他們的看法和《大西洋月刊》同主題文章很不一樣。歷史學者認為「大流行通常有兩種意義上的結束：一種是醫療意義上的結束，出現在發病率和病亡率大幅下降的時候；另一種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束，發生在人們對疾病的恐懼逐漸消退的時候。」
本身也是醫師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史學者傑瑞米．格林（Jeremy Greene）表示，當人們問這問題時，「他們問的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束。」任教哈佛大學社會醫學科的醫學史學者艾倫•勃蘭特（Allan Brandt）則說：「正如我們在有關開放經濟的辯論中所看到的那樣，許多關於所謂結束的問題不是由醫療和公共衛生數據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政治進程決定的。」
乍聽之下這種說法違反科學甚至不合常理，卻可能更接近實情。牛津出版社有套小開本的學術入門系列「簡介」（Very Short Introductions），其中《大流行》（Pandemics）一書的內容是由鼠疫、天花、瘧疾、霍亂、結核病、流感與愛滋病這七種疾病所構成。這些傳染病當中，天花由於疫苗的普遍接種而宣告根除絕跡。這也是眾所期待的COVID-19疫情的理想結束方式。鼠疫雖未根除，但由於防疫措施和有效療法的出現，其大流行在二十世紀中也已結束。
然而，台灣可能少有人知道瘧疾與霍亂如今仍在大流行，瘧疾每年奪走數十萬條人命，而根據世衛組織的統計，近年死於霍亂的人數在每年兩萬多到十四萬多之間起伏。這兩個在歷史上曾引起巨大恐懼和大量死亡的疾病，由於現在主要侷限在貧窮國家，而從我們視野消失了。同樣的，我們即使偶爾看到新聞報導抗藥性結核桿菌的威脅或是學校出現群聚感染，也不太會感受到這個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大流行的疾病，近年每年感染約一千萬人並殺死約一百五十萬左右的人，奪命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
甚至上個世紀末引起巨大恐慌的愛滋病，在雞尾酒療法出現使其從「絕症」變成更像糖尿病或高血壓這類需要長期服藥控制的慢性病之後，尚未結束的大流行也不再引起多數人的恐懼與注意。顯然社會對疫病嚴重性的認知，不完全是由感染人數或死亡人數所決定，疾病的新穎未知以及對富裕國家人民的感染風險是更重要的因素。
大流行（pandemic）的古希臘文字根來自「所有」（pan）和「人民」（demo，民主一詞的字根也由此而來）。英國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指出，「大流行」這個字雖然歷史久遠，但早先主要指的是社會風氣，特別是庸俗的愛情（pandemic love）。要到二十世紀初這個字才常用來指稱疫病的大流行。
哈里森指出，帝國擴張、電報等資訊傳播科技的普及，以及有關安全與風險的新概念出現，才讓這個概念取得今天的醫學意涵。從「大流行」的字根與歷史就可看出，其所涉及的不只是醫學意義上的疾病與統計數字，也和大多數人的認知與情緒有密切關聯。中文翻譯為「大流行」，其實也保留了這個名詞的社會心理面向。
回到當下的疫情，有不少跡象顯示，即便離有效的疫苗和療法問世還很遙遠，許多國家對COVID-19大流行的結束已經迫不急待。假如醫學意義上的疫情尚未結束，而包括歐美先在內的許多國家卻在「社會意義上」把疫情當成結束了，「追求嘉玲」的社會要如何因應這樣的國際形勢？或許這將是越南、台灣和紐西蘭等防疫前段班國家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