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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二三事件的被告，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二三的訴訟近況：三一八事件（又被稱為「太陽花運動」）已經過了六年多。當中3月23日發生的行政院衝突，後續的二審法庭於2020年4月28日宣判結果，總共一人無罪，十六人有罪。
可能有些讀者朋友已經忘記了整個事件的始末，也不清楚中間法律訴訟的過程，所以這裡就幫大家整理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行政院事件發生緣由：
判決結果出來後，很多輿論問說：2014年3月18的時候，群眾已經佔領立法院，為何還有一群人要去佔領行政院呢？立法院是民意機關，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癱瘓行政機關總是不太好吧？
首先那時候佔領立法院是個意外，在佔領之前沒有人會知道結果，所以都是風險很高的行為，而且佔領立法院過程中發生的衝突，其實不下於佔領行政院。而當時佔領立法院時間一長，人群被警察阻隔，區分成「議場內外」，加上馬英九跟江宜樺始終不願意正面回應服貿的問題，所以一直有「擴大佔領」的聲音。
比較有經驗的社運參與者也不斷在討論擴大行動的可能，最後在3月22日禮拜六，江宜樺到現場跟群眾「溝通」，但其言詞閃爍，反而激怒群眾，引發更多擴大行動的聲浪。
當時國民黨是多數執政，立法院抗議無效，當然大家會認為，要繼續跟多數黨執政的行政院抗議。在當時有這樣想法的人並不分「鷹派鴿派」，行動都是整體的。
最終在不斷討論之下，3月23日中午，核心參與者決議晚上發動擴大佔領行政院的行動，但因為時間過於匆忙，眾人並未詳議行動手段及撤退方案，所以當晚突破行政院廣場成功之後，有群眾認為應該據守廣場，有人認為應該進入辦公室內擴大佔領，所以行政院內外跟警察發生了一些小型的肢體衝突。
但整體而言，佔領行動非常和平，現場群眾也沒有跟警方發生更進一步的衝突，到了半夜，行政院後門傳出被警方包圍，然後鎮暴警察開始在沒有記者的地方，以盾牌、警棍毆打群眾，我有很多朋友是被警察拖到角落痛毆的，非常殘暴。就這樣發生了無數起的嚴重暴力事件。凌晨，警方以水砲車攻擊群眾，將民眾驅離行政院周遭。這就是簡單回顧當天發生的事情。
二、行政院後續法律問題：
三二三事件或許是自1988年五二〇事件之後，最大型且最嚴重的國家暴力事件。
當晚的事件，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1.自訴者：很多受到警察濫權攻擊的傷者，到法院控告國家不當暴力。幾乎提告的自訴案件都敗訴，過程中也有傳喚馬英九跟江宜樺出庭作證，但江宜樺表示「當晚在睡覺」，他只是命令警方排除群眾，至於清場手段則跟他無關。
共有39名提出自訴案件的人，同時也被行政院反告入侵住居，等於面臨了雙重的官司，所以很多自訴者承受了非常大的身心及社會壓力。
2.行政院提告：原本三二三事件結束後，總共有93人次遭到提告（一人可能多案），大多數是被行政院控告「入侵住居」。但2016年政黨輪替之後，行政院長林全撤回了「入侵住居」的控訴（告訴乃論），所以一部分的人就解除訴訟壓力了。但不是所有人都無罪，還是有21名非告訴乃論的訴訟繼續進行。
3.檢察官提告：檢警依照蒐集到的證據，分別控告現場參與者「妨礙公務」及「煽惑他人犯罪」兩條罪名。這兩條就是日前正在打的官司。
妨礙公務及毀損方面——11人一審有罪，10人上訴二審後有罪定讞，將面臨二到五個月的刑期，得易科罰金。
煽惑他人犯罪方面——包括筆者在內等七人宣判有罪，面臨二到四個月刑期，但因為是二審改判，所以可以繼續上訴到最高法院。
另外三一八事件被告有黃國昌、林飛帆及陳為廷等人一二審都判無罪。不過同樣一群人、同樣的事情，例如筆者在3月18日當晚也是拿油壓剪砸立法院大門的人，跟警察衝撞拉扯，當場也是背著大聲公打算在議場內講話，跟在行政院做的事情沒什麼不同。但為何會分成「三一八」跟「三二三」兩個庭，起訴事由、過程也都不一樣，像是不同國家法庭審判的一樣，對我個人來說，這個訴訟過程實在是很奇怪。
三二三的二審訴訟還有一段插曲：合議庭審判長陳筱佩希望傳喚方仰寧（時任中正一分局長）到庭作證，但法官跳過檢察官主動傳喚證人，而且是傳喚警察來作證，對被告似乎有不公平的地方，所有辯護律師都抗議並「聲請法官迴避」，意思是說法官可能不公正，希望可以換一個法官。但後來好像讓法官非常不滿，他在2018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宣佈開庭，一開始只說了一句「既然還有爭議那我們就不開了」，一分鐘後就退庭。讓現場律師跟被告們都很錯愕。這就是整個訴訟過程很荒謬的地方之一。
三、審判結果：
目前本案已有陳建斌、黃國陽、陳威丞、謝昇佑、許哲榕、吳崇道、劉建明、林唐聿等8人審判定讞，即將服刑或繳納罰金。其實他們這幾個案件都是現場跟員警的推拉衝突，在多數陳抗事件經常會發生類似推擠。
其中面臨四個月刑期的謝昇佑也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當時他跟警察論爭發生推擠，但後來他整個晚上也都在協助指揮群眾於走廊靜坐，避免產生更多衝突。為何法院只看那幾十秒的畫面，但卻完全不顧後來幾個小時，警方濫權動用的更大規模的殘酷武力？
可以上訴的部份有：許順治（與妨礙公務合併五個月刑期）、魏揚、陳廷豪、江昺崙、劉敬文、林建興、柯廷諭等人因為「煽惑他人犯罪」，遭判二到五個月刑期。李冠伶是毀損公物（拆除警方拒馬）遭判四個月有期徒刑，可上訴。其中劉敬文（妖西）跟柯廷諭只是在臉書上發文要大家佔領行政院，就被法院判定有罪。
但回顧三一八事件，在網路上「鼓勵」朋友一起到立法院、行政院參與運動的網路文章何其多，不知道為何檢警跟法官要會認為這兩則貼文構成煽惑證明？這是否也踩到了言論自由的底限呢？
所以目前律師團及當事人都主張要繼續上訴，一來是煽惑他人犯罪很容易「自由心證」，表面上看起來是要抓「主謀」，但像是魏揚本身根本就事前不知情，到了現場才臨時拿起麥克風，協助指揮現場秩序，這樣也能算是煽惑他人犯罪嗎？如果現場民眾的入侵住居罪已經由行政院撤銷控訴，那麼魏揚的煽惑他人「犯罪」又是所謂何來？
二來，是檢警跟法院這個罪名審判下去，有可能侵犯了人民的言論自由，未來不管執政者是誰，若是在陳情抗議的場合，警方是否都可以用類似罪名，用主觀意志來逮捕指揮者？所以雖然過了漫長的六年，但基於社會運動的理念，律師團跟當事人是希望可以繼續奮戰下去。
平心而論，這次的判決結果雖然不符合期待，但跟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們遭受的苦難比起來，這些刑期其實並不算什麼。想想看，這次運動，驚險擋下了兩岸統一的進程，如果不是多數臺灣人共同覺醒，一起勇敢站出來，到立法院及行政院發聲，那麼服貿早就通過，在國共「以經促統」的戰略之下，台灣早就萬劫不復了。（今天不要說零確疹了，或許跟歐美日本一樣，連口罩都買不到吧。）
在這場運動中，其實我們也看到了台灣人民剛毅的一面，不管是自訴案、入侵住居、妨礙公務的起訴案，被告們在法庭上，幾乎都是非常堅定的說出自己的理念——當自己的國家遇到緊急危難，就應該站出來保護它，就算干擾了既有的國家秩序，也是退無可退的選擇。
另外，三二三法庭上有很多被告都是一般民眾，主流媒體並不關心他們是誰、做了什麼，新聞也總是用「魏揚等人…」來報導，好像他們只是陪同受審一樣。但其實每個人都很有理念，每次在法庭上，他們都是非常從容地面對審判、慷慨陳詞，連我在被告席聽了也都非常感動。這些被告、運動參與者，才是太陽花運動的主體。
最後，還是很感謝從義務律師團、司改會到台灣的社會大眾，一路上對我們訴訟當事人的支持，讓我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甚至驕傲地繼續進行訴訟。這場太陽花運動並沒有結束，我們還是要團結在一起，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努力打拼下去。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