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村健日前因為武漢肺炎過世。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有時候人常常在某個他其實也不太知道的地方，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而成為傳奇。像是一百多年前的日俄戰爭後，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指揮官東鄉平八郎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土耳其成為國民英雄，不但紅到成了啤酒廠牌還一堆新生兒取名叫「TOGO」（東鄉的日文發音）。
理由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東鄉平八郎在日本海海戰幾乎消滅了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讓同受俄羅斯壓迫的土耳其得到喘息機會，而且日俄戰爭的失敗後來也成了帝俄滅亡的遠因。這種其實日本人聽了可能只能尷尬而不失禮貌微笑的傳奇，其實台灣也擁有過一個。
就是日本來的搞笑大王志村健。
志村健日前因為武漢肺炎過世了。結果第一時間發文追悼這位搞笑巨匠的居然不是日本天皇或首相，而是台灣總統蔡英文。志村健雖然在幾年前和台灣製造的日本帥哥金城武共同為航空公司演出過台灣的宣傳廣告，也多次表示對台灣的喜愛，但是其實本人過去與台灣並沒有什麼特殊淵源。
但是在台灣幾乎沒人不認識這個禿頭眼鏡阿北，對許多人來說，志村健就是日本搞笑的代表──雖然志村健的節目從來不曾在台灣的「地上波」、也就是無線電視上登場過。在老三台擁有絕對媒體話語權的時代，台灣人從來不是經過「正規」的媒體途徑認識這位搞笑藝人的。
某種程度來說，志村健正是台灣對所謂「社會主流」的隱性反逆代表。
在言論自由的現代台灣可能許多人不能理解，但是台灣曾經堅持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反日價值。尤其是在1972的「中日斷交」之後，台灣全面禁止日本電影進口，一直到1984年才扭扭捏捏的片面開放，一直要到1994年才因為加入關貿總協而全面開放。但是這些都是「官方說法」，過去深受日本影響的台灣民間仍然藉由各種方式吸收來自日本的文化養分。
80年代在台灣紅極一時的綜藝節目《黃金拍檔》，就是從TBS完全技術移植過來的台灣版《八時全員集合》。日本這個國家在台灣戒嚴時代末期，對我們來說一直是個嚮往但是好像又不能公開說出口的神秘夢想之地。只要聽說有人的親戚在日本，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們一班小鬼通常都羨慕得要死。
因為那代表高所得、高生活水準，還有我們當成聖經的日本漫畫和帥氣的超合金玩具還有多功能變形賽車鉛筆盒。但是我們好像又要對日本有敵意才可以因為日本人好殘暴喔南京大屠殺而且蔣公這麼偉大也是因為和日本打了八年抗戰啊，公開講喜歡日本會被訓導主任拉耳朵打屁股啦。
然後下課之後我爸帶我去錄影帶店的時候看到訓導主任和師母去借《志村大爆笑》回家看。
是的。80年代的我們就是這樣「兩面性」地生活著。掌握政權和話語權的「主流」告訴我們日本多壞多貪得無厭，但是錄影帶店永遠都有超過一半的展示架放著日本的各種曜劇場、時代劇、豬木摔角、小叮噹和「涼A」影帶。長大一點之後我們知道因為台灣的特殊歷史背景，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悲哀」的一種。但是後來更了解國民黨的初期歷史、蔣介石的個人背景甚至活躍於823炮戰的白團傳奇之後，我才發現這種症頭根本不是本省人特有的。
整個台灣不分族群對日本的感覺一樣「爽假痛」啊。
戰後出生的台灣人，和過去的母國日本已經沒有言語連結了。所以80年代的日本語世代仍然可以觀賞其他日本笑匠的插科打諢，可是我們看了也只能從字幕知道意思，而且有時候也真的不知道笑點到底在哪。
但是志村健不一樣，從《八時全員集合》到《志村大爆笑》，志村健的搞笑方式就是簡明易懂而超過語言的隔閡，甚至有時接近低級還物化女性，但是我們這些不懂日文、不懂日本的人看了也會哈哈大笑。而且最重要的，是志村健的搞笑只出現在錄影帶和後來的第四台這些反抗言論統制而產生的地下娛樂媒體裡。
台灣人在看志村健搞笑的同時，內心多多少少也藏著「我不看你們安排好要給我看的綜藝節目」和「我要看就看比較先進的日本娛樂」這種被壓迫的次等感與變形的優越感交雜的奇異心態。當時的日本節目錄影帶全都是無視著作權的盜版側錄，由住在日本的人用錄影機錄下電視放送之後，再經由空姐等帶回母帶給工廠拷貝再配給錄影帶出租店。連影像的獲得方式都搞得像毒梟在走私毒品，就可見這些節目本身潛藏的反抗主流價值性格。
尤其志村大爆笑的全盛期，同時也是泡沫經濟橫掃世界的日本「狂騷亂舞」時期，志村搞笑節目所花的成本和格局之大、尺度之寬讓台灣觀眾嘆為觀止。像我在還沒學會日文時所看的其中一集〈大丈夫教〉，劇情就是志村偶然救下一個因為擔心大學考不上想自殺的女生，因為要安慰她所以拿起太鼓亂敲念「大丈夫」然後說這樣就可以作法幫她考上，結果還真的讓女生矇上了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劇裡的志村後來紅到被全世界報導，在路上率領大批信徒遊行還在武道館舉行大型宗教儀式，最後卻跑去賭馬把所有詐騙（？）來的錢全部輸光的白爛內容。
這段短劇時間大概30分鐘，只是一回節目裡的一半內容，但是動員了數百人次以上的臨演，道具布景等的就不用說了。
長大之後再回看這段內容，才體會到志村健製作搞笑節目時的職人堅持。但是在當時我們只覺得「台灣真的跟日本沒得比」，再回看技術移植的《黃金拍檔》，然後嘲笑「啊中華民國就是只會抄人家啦」──雖然後面我們知道《黃金拍檔》是真的有去跟人家買版權的，其他像陽婆婆啦、安室愛美惠啦等更後面的東西，就真的是照抄日本綜藝節目的產物。
對，志村健其實就是這種曲折時代的代表。
志村大爆笑對於女性的物化和父權視角是毫無辯解餘地的。畢竟那是個在幾年前日本人來台灣觀光都還是在松山機場降落，來台目的只要是男的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問，而我們聽到有台灣女生在日本「上班」就嗯，句點的時代。而台灣人從《志村大爆笑》獲得的除了笑聲，還有不受主流媒體控制，甚至是在政治、文化上的抑壓感，從嘲笑主流媒體的抄襲而得到紓解的救贖。
「你們以為我們台灣人沒水準，但是我們都有在看錄影帶知道你們這些媒體的東西都抄的啦還敢講什麼小日本哈哈哈」
如果豬哥亮代表的是80年代的市井活力，那志村健代表的就是對受日本影響的台灣文化對中華文化的隱性對抗。當然，就像在土耳其的東鄉元帥一樣，一個一生只專注於搞笑短劇的藝人志村健從頭都尾都沒想過什麼台灣主體意識，甚至之前對台灣說不定還沒什麼印象。但是就在這種特殊的時空下，志村健變成了「台灣的」搞笑代表，也因為他簡易明瞭的搞笑方式，無形中成為了串起日本語世代和後來不會日文的新親日世代的媒介。
因為這樣，在十幾年前日本航空公司決定主打台灣旅遊時，除了想當然爾的台日混血金城武外，搭擋選擇的不是正妹而是中年大叔志村健，宣傳活動也獲得了莫大的成功。因為對台灣人來說，這個宣傳活動不是志村健到台灣，而是志村健「回來了」。這也是為什麼志村健一去世，會幾乎全台一片哀悼之聲。至於一個外國搞笑藝人過世，有沒有必要連總統也發文致敬的適當性的確有待討論。但如果過世的是志村健，那麼對台灣來說答案就只有一個。
剛好而已。
作者為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日本研究碩士，同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文學博士。專攻民俗學。現職為實踐大學應用日文系助理教授。在學術和政治、實務和夢想間漂流，留學日本現居台南。人生的信條是「既生於世，豈不遊哉」。著有《表裏日本》、《風雲京都》、《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