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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以色列史學家，《人類大歷史》（Sapiens）及《人類大命運》（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三月二十日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文〈新冠病毒之後的世界〉（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中提到台灣。
他說，世界在此危機中正面臨兩個重要的抉擇，將決定病毒過後，我們會生存在什麼樣的社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第一個抉擇在極權監控與公民賦權之間，第二個抉擇在國族主義與全球團結之間。
在目前第一波的病毒戰役中，南韓、台灣與新加坡是國際勝利組。雖然這三個國家也運用某些追蹤裝置，但能兩全國民隱私與健康的成果，靠的仍是廣泛檢測，誠實通報病例，以及對此病毒及疫情訊息充分的市民，志願配合。這樣一個自我激勵與知識充分的公眾在維護／保護公共衛生的病毒戰役上非常強大，遠比受到警察管制、資訊受限的民眾來得確實、敏捷而有效率。
其主要原因，哈拉瑞強調，就在「信任」，公眾能接收到科學上的真相及事實，並且信任公共機構所傳達的這些科學事實。
重新建立對科學、公共機構、與媒體的信任，是哈拉瑞提出認為可以抗拒監控社會最好的方法。2019年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數位新聞報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9）在38個國家調查中發現，台灣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只有28%，相較38國民眾的平均新聞信任度有42%。比台灣新聞信任度低的國家在當年只有希臘的27%，法國的24%（因黃背心運動比前年降低11%），以及22%的南韓（p.20）。
對網路假訊息的擔憂程度，台灣有54%，比前一年多了4%，是被調查國家中的中段班（55%），然而對網路假訊息最憂心的幾個國家：巴西 85%、英國70%、美國67%、法國67%，除了因為政治的高度兩極化對立引起警覺，還有媒體對此議題與現象持續性的報導，以及國會對假訊息散佈的調查（p.21）。
已經習慣每天兩點守在直播前觀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的台灣民眾，或許瞭解這兩篇文章的矛盾之處。台灣這次的疫情最主要的溝通力量是公共傳播，疾病管制署（CDC）徵用有線、無線、衛星電視及MOD頻道以直接播放防疫宣導字幕與影片（e.g.「防疫大作戰」） ，公共媒體每日請防疫政策參與者、公衛專家、專科醫師、醫藥記者，病毒研究學者上節目討論最新進展及議題，甚至副總統陳建仁都在臉書上直接就流行病學及公衛政策回應疫情發展發表文章及概念解說。
與其說台灣民眾對媒體信任度沒有調查來得低，不如說台灣在此次疫情就公共機構與科學事實做了密切的結合，賦權公眾，加上決策及訊息的透明度以及對現況與民意的即時反應，建立了信任（見〈What Taiwan can teach the world on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新聞媒體在此中扮演的角色除持續監督政府、即時傳達訊息，在防疫不能有破口的情況下，更重要的或許是在防疫公共溝通的過程中，有哪些社群並沒有被賦權到？哪些人是平常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但卻常被忽視的共同體之一？藉由何種傳播管道與策略，可將這些人重新拉回至共同體中，讓他們也可以接收到足夠的訊息與充分的知識，建立同樣的信任？
這些信任的建立在我們的時代中，並不簡單。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極權體制的維繫並非只是監視、控制自己的人民，也在破壞民主社會的信任，以及建立此信任的事實資訊，以合理化集權的獨裁統治以及其統治所建立其上的虛幻想像，這些虛幻想像，無法只存在國境之內，也需要國際的默認才能維持。
哈拉瑞在他的另一本著作《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裡，提醒我們後真相與假訊息並非現在才有：英國移民當初所到達的澳大利亞並非無人之地（terra nullius），澳洲原住民在當地已生活五萬年；在俄羅斯宣稱與烏克蘭千年統一的歷史裡，基輔跟莫斯科只在同一個國家中三百年之久；猶太復國主義口號裡的「無土之人來到無人之土」，擺明無視早已在巴勒斯坦生活的阿拉伯裔居民；中國從來不承認西藏曾經是獨立國家。我們也想舉手：「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哈拉瑞想提醒我們的是，人類一直都是後真相的動物，我們常常寧願相信虛構，也不想知道真實。這樣的壞習慣，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受宗教、意識形態、商業文化擺弄、相信假新聞，成為帝國、極權、與狂人的幫兇。而假新聞下，隱藏的常是千千萬萬真實的受害者。1930年代早期，史達林的宣傳曾讓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及記者們讚美當時的蘇聯是理想社會模式，而真實的情況是，幾百萬的烏克蘭人與蘇聯公民死於飢荒。
毛澤東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對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來說，很重要的一堂課就是承認假新聞及是比我們想像更嚴重的問題，而我們也必須更努力地分辨真實與虛構。
普利茲新聞獎常勝軍，非營利調查新聞報導組織ProPublica三月26號刊出其調查分析報導，從推特上超過一萬個假帳號及被駭帳號的爬梳中，了解中國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從汙衊香港反送中運動到武漢肺炎去中國化進行大外宣（見〈How China Built a Twitter Propaganda Machine Then Let It Loose on Coronavirus〉）。
調查中發現中國網軍會駭入使用者帳號，將其殭屍化，開始在反送中期間貼一面倒香港警察好棒棒政治文，反送中運動汙衊文，中國強宣傳文。然後被駭入的帳號會開始刪除舊主人過去的貼文，解追蹤之前的朋友，成為藉著帳號過去的身份宣傳中國，及傳遞武漢肺炎假訊息的僵屍帳號。
ProPublica發現，在這些已被駭的帳號中，有北卡的教授、動畫設計者、麻州的媽媽、英國的網頁設計者、澳洲的財務分析師等，仍然有人類樣貌的ID。記者們無法知道這些帳號到底是中國網軍自己駭入，還是去跟其他的駭客買的帳號。但更進一步的調查就會發現，中國政府在推特上發揮影響力的隱密意圖一直持續：這些殭屍帳號都跟北京的網路行銷公司「一網互通」（OneSight Technology Ltd.） 有關，而「一網互通」負責中國第二大國家通訊社「中新網」（China News Service）的推文流量增加合約。中新網直接受指揮於「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外影響力操作的作戰部隊。
其實ProPublica的調查與我們在臉書上常看到的粉專帳號自清貼文差異不大：中國網軍常私下交涉希望以金錢購買其粉專、或是私下要求有影響力的帳號張貼中國好棒棒文，以稿計酬。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爆發時，許多反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推特帳號轉而支持政府抗疫，在中國疫情到達高峰時呼籲同胞團結「驅逐網路不實訊息」。當疫情在全世界爆發時，貼文轉而在海外推廣中國政府形象，一個假扮自由亞洲電台（RFA）的帳號就以英文大肆讚揚中國對義大利的援助。
殭屍們的帳號偽裝常做的很不好，想裝香港人寫香港文卻常寫錯字，簡體常常忍不住跑出來，搞不清屏蔽外的世界誰是誰，哪裡有甚麼，因此還找了已移民澳洲的中國政治異議者，卡通畫家巴丟草，以一千七人民幣請他製作一個15秒的宣傳片，宣傳中國抗肺炎有成。無知程度跟「我媽媽是高嘉瑜議員在台北一中時的同學……」那篇貼文有拚 。
在這些荒唐的假訊息散佈中，遮蔽的正是中國境內已被零確診的武漢肺炎病患、死者，及其家屬們。武漢肺炎的科學真實因為中國不願、不想、不能跟世界告知，蔓延至此，全球許多人們紛紛倒下。
共同體的形成，在於真實世界裡的相互增能與相互信任，在實際生活中的相互存在與扶持，在共同困境中的一起面對與打氣，而不是共同相信虛構的神話，或宣傳，或意識形態。
因此這樣的我們，有責任去確認我們的訊息來源，發現自己的偏見，接收科學資訊，認識不同社群與族群，並儘量以自己的專業涉入公共討論。那些並不追求真實而代理政治鬥爭，買別人帳號而殭屍上市，用神話、口號、硬要台灣吞下其大中華想像，摧毀公共信任的媒體、政客、公眾人物，是我們在成為賦權公民時，應該改掉的人類壞習慣。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