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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思想坦克》上發表黃涵榆先生的宏文〈拒絕以「反歧視」為名維護大中國主義〉，對我和朋友們在2月27日發起的「救無別類，應物無傷」聲明提出了指教。他批評我們的聲明只是意在「維護一種超穩定的大中國主義」，用反歧視的人道主張包裝「傾中立場」，指責我們「沒有站在醫療和防疫專業的立場上，提出任何客觀性的數據和論證」，反而將「我方出於自我防衛」的應對，扭曲成對『中國人』的歧視」。
涵榆老師是我敬重的學長，他的立場我也略有所知，因此本該淡然處之，一笑置之。然而，學長提出的兩個論點──即臺灣急速流失的中國認同與「新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我們對「歧視」的觀察有相當的關連，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亦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在第二班兩架次（由華航和東航分別執飛）的武漢包機返台的當下，更值得公開檢視和對話。因此，不揣淺陋，勉力請學長與讀者們指教。
首先得澄清的是，新冠病毒的命名與歧視的感受。醫療人類學者劉紹華已經為文指出，台灣最初使用「武漢肺炎」一詞只是便宜行事的結果，而將「通稱」視為「專有名詞」則可能使之結合成見，成為疾病的隱喻；一旦疾病成為了隱喻，「通稱」即具有污名的力量，帶有歧視性的意味。
若是在疫情初發，狀態不明的情況下，因技術之便採用通稱，或許情有可原，但當國際衛生組織與國際主流媒體都已改口之後，仍然堅持「通稱」，難免就有點「意在言外」了。不論是學長的文章，特定媒體的報導，或是對我們聲明的惡意留言，我們都可以清楚看到「武漢肺炎」已非「通稱」，而是一種刻意──若非惡意──的命名。
因此，學長反向質問我們：「這種急速流失的中國認同都是起因於歧視中國人嗎？」，顯然是倒果為因，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胡扯。因為我們都明白，在台灣，中國認同流失是事實，無需爭辯，但歧視中國人與之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無法，也沒有必要證明，流失中國認同都是起因於歧視中國人（或許有，但問題過於複雜，在此存而不論），但作為堂堂正正的台灣人，我們至少應該做到，沒有中國認同，也不必歧視中國人。何況，歧視有無的判斷，當然是以被歧視者的感受為主要的參考座標，總不能說壓迫者說自己沒有壓迫，被壓迫者的感受就不存在吧。這豈不是我們最討厭的中國邏輯嗎？
事實上，學長文章拿「中國人」說事，未必符合現實。姑且不論武漢包機上坐的都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公民，從日本、以色列和伊斯坦堡等地接回的無一不是台灣公民，即令是陸配或「小明」也是具有合法身份和居留權的台灣人和家屬。我們主張政府與台灣社會放下政治歧見，盡力接回國人，勇於承擔國家照顧同胞的義務，何錯之有？何以要被貼上「傾中」，乃至「韓粉學者」的標籤和污名呢？就算是「陸生」好了，他們不也是在《兩岸關係條例》的規定下合法來台求學的學生嗎？為什麼只因為他們是「大陸籍」，就可以不問旅遊史，一律阻擋於國門之外呢？相對於感染新冠病毒仍然在台公開演出的澳洲音樂家，我們對移工和陸生的「差別對待」，難道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嗎？
因此，學長文中關於「新台灣民族主義」的論點，就更啟人疑竇了。如果「民族和國家做為一種想像共同體不必然是排他性的」，那我們不禁好奇，為什麼獨獨困在湖北的台灣人被排除了？如果學長認為這樣的排除是合理的，那又怎麼看待政府對第二班包機的努力呢？難道不正是因為政府也充份體認這些人也是國人同胞，也該享有「國民待遇」，理應與對岸溝通協調，盡力接回嗎？若是如此，為何不能早一點，而要拖遲一個多月呢？亡羊補牢，猶未晚已。
對此結果，我們當然額首稱慶，支持與推崇政府的努力。但因此，我們也不得不問，這個由「台灣人在地的真實生命經驗、持續理解和回應外在現實累積而成」的「新台灣民族主義」，其內涵究竟是什麼？在人命關天的時刻，它堅持的是主權，還是人權？
我們當然希望主權與人權可以兼得，不必顧此失彼，但在無法求全的無奈時刻，儘管悲憤，我們仍得做出選擇。那麼，我們的選擇會是什麼？是在所羅門王的審判裡，那個為了爭奪嬰兒不惜犧牲其性命的假母親，還是寧可放棄嬰兒，留其性命的真母親？更進一步，在病毒污名無視國籍差異，種族歧視舖天蓋地而來的時候，我們是選擇挺身對抗歧視和污名，還是戴上防身貼紙，說我們與被歧視者無關？
如果「新台灣民族主義」無法以開放的胸懷，接納社會內部的差異，拒絕對話與溝通，僅是以貼標籤，潑髒水的方式進行鬥爭，那麼這樣的民族主義何「新」之有？這樣的台灣又哪有美麗的風景呢？是以我們主張「愛台不必反中」，「對抗歧視，敢於善良」，因為我們相信一個美好獨立的台灣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友好與良善的社會。而這三十年來我們做得太少，已屆中年的「我們」，更是責無旁貸。
最後，也借用柯文哲的話來結束這篇短文。2018年一月蔡英文總統以「台灣價值」質問柯文哲時，他回應說，台灣的特色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而法治、人權與環保有待改善，所謂的普世價值就是現階段的台灣價值。雖然我也很想知道學長的台灣價值是什麼，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開始對話，擱置歧見，一步一步建立大家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價值與倫理。我期待和學長一起努力。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