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2020年伊始，中國便因獨裁體制固有的問題（紀思道，2020），導致武漢肺炎疫情發展成全球性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台灣政府為應對疫情，除迅速成立疫情指揮中心，並頒布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外，也自1月24日起，針對口罩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出口管制。這項管制最初只是一項單純的醫療資源統制措施，但後來卻因名聲欠佳的政治人物與藝人連日的密集批評，莫名其妙上升為「台灣政府不捐口罩」的人道議題。
一般來說，經濟學家多半不喜歡政府對市場的管制。管制是對個人自由的傷害，而且經濟學家也認為：長期來說，政府並不會比市場更瞭解民間各種資源供需程度細緻的變化、以及經濟發展的方向。台灣人多半仍記得，上個世紀我國政府為發展汽車產業，採進口替代，先後對汽車進口實施管制與高關稅，結果多年下來汽車產業一蹶不振。
在其他國家，因管制而弄巧成拙的最知名例子大概屬美國的禁酒令。美國在1920年到1933年間，在部分清教徒的推動之下，為「治癒有問題的社會」，全面禁止酒類產銷，結果最終不僅沒有禁絕酒類消費，反而造成黑市的興起，腐敗與犯罪猖獗（Morgan,1991）。
從全球市場的角度來看，經濟學基礎教科書都會提到：若某國對某商品的貿易實施管制，則該市場參與者全體的福祉將會下降。過去韓國曾長期對稻米進口實施管制，其結果是韓國民眾得忍受遠高於他國的米價，而其他稻米出口國的稻農則是失去了一個市場。而若今天台灣禁止半導體出口，不但竹科廠商賺不到錢，全球電子產品的價格大概會瘋狂上漲。
然而，基礎的經濟學教科書也都會強調，在一國解除貿易管制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劇烈的財富重分配。以韓國的稻米管制為例，當年韓政府在試圖解除此管制時，雖預期米價下跌將使都市民眾得利，但劇烈下跌的米價也將使農村生計無以為繼，這也就導致韓國稻農的激烈抗爭。
尤其當政府的施政目標不只有增加全國的總財富，還包括諸如平衡國內城鄉差距等其他目標時，自然需先花時間協助農村找到新的出路。這也是為何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通常耗費時日，因各國都需要時間處理國內財富重分配的問題。
由重分配的角度來看，對口罩進行出口管制，主要是為保障一般民眾（口罩購買者）的福利，而非生產者的福利。我國過去因國內生產要素較貴，長年為口罩進口國，今因國際口罩需求與價格大漲，台灣由進口國轉為出口國，若無口罩出口禁令，廠商必大幅增產以應付國際需求，並趁勢大賺一波，但代價是國內口罩價格亦將成倍上揚以逼近國際價格 （譬如香港1／29日外科口罩價格已漲超過NT15／張），且最終國內口罩的消費量將少於存在出口禁令時的消費量。
儘管在沒有出口禁令的情況下，廠商所賺進的錢可能會高於國內民眾因漲價所多付的錢（因還有錢是從國際市場上賺得），但這（財富由一般人轉移到廠商）不符合國民對公平正義的想像，且也顯不利於防疫。而因台灣口罩產能的全球占比並不高，禁止出口也不會對國際的口罩價格有顯著地影響。
因此，口罩出口禁令其實只是為了滿足蘇揆所說「大家共同防疫，不容許有人趁機發災難財」的政策要求，實和所謂的人道議題搭不著邊。當然，過去十多年來台灣口罩業者慘澹經營，此次放棄發大財的機會配合國內防疫，也應獲得國人的嘉許。
此外，口罩的出口禁令必須同時限制業者和一般民眾。若此出口禁令只限於廠商，則由於國際（主要是中國）口罩價格與國內價格有不小的差距，必會出現許多個體戶將台灣口罩銷往中國以套取利益，最終仍會使國內能動用的口罩數量偏低，且價格逐漸與國際接軌。
君不見近日許多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暴買口罩；且即使我國存在出口禁令，也仍有人設法將口罩寄往國外。擋人錢財如殺人父母，這也難怪某些在對岸有管道的藝人們會暴跳如雷，出口成髒。
更深遠地看，今天國際口罩需求大漲的原因不只是來自疫情本身，更多是來自中國人民對共產黨政府缺乏信心。中國人不相信政府所公布的確診人數，擔憂病患無所不在，不相信政府能控制疫情，預期疫情會持續多月，更不相信市井小民在接下去的日子中，能不靠關係在普通店家買到口罩；而這些擔憂、預期也完全有其根據。
因為這樣的預期心理普遍存在於全國之中，即使自家鄉鎮沒有公告的確診病例，鄉民也會預先買入大量口罩；而業者跟政府（譬如中國紅會）知道口罩價格會再繼續上漲，自然也會留而不發。囤積口罩成了全民運動，中國乃至國際口罩價格自然大漲。
這是北京政府多年來習於封鎖消息、維穩掛帥所種下的苦果，台灣政府管制口罩出口，將國內的口罩價格與國際脫鉤，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將獨裁體制的惡果阻絕於境外。這個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北京政權的脆弱性。
至於捐贈口罩給對岸是不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表現？答案恐怕也沒有那麼簡單。許多針對災後援助的研究已指出（可參見Oliver-Smith, Anthony，1996的簡短整理），在許多情況下，人道援助難以到達真正需要的人手裡，甚至外援最終只是讓被援國內的壓迫者獲得更多權勢。大量報導已指出，外界捐贈給湖北紅會的醫療資源，並沒有分配給專責處理武漢肺炎的武漢協和醫院；網友普遍認為這是對協和醫院之前對外揭露疫情的懲罰。
有可能的發展是，國外捐贈給中國紅會的口罩，最後成為官員的外快、共黨獎勵支持者的資源、甚或武警鎮壓病患時用以保護其自身的醫療防具。這樣的捐贈也無助於防堵疫情的擴散。援助方一廂情願、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是人道主義，但被援助者根本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一柔弱受害者。這些都是人道主義論的誤區。
防疫如同作戰，如今醫用口罩已採配給和徵用制度，防疫相關資源進入戰時體制、暫停自由貿易，這是為了極大化國內消費者福利的不得已，是緊急措施。但一國的國民是否對政府充滿信心，端看長期間該政府是否充分保障該國人民的自由與人權。
自由交易也是一種重要的自由。「口罩買不到」不只因總量太少，這也是超額需求的問題，只要有價格動機和預期心理，就會有人囤貨。「預期心理」的運作，不一定是惡意的哄抬價格，而是本能的害怕、擔憂、不確定。
一國若對制度和政府缺乏信心，預期心理造成的影響會更嚴重。在這種狀況之下，許多防疫政策應該針對預期心理來進行。宣布「停止出口」，並不是反自由貿易或反人道的措施，而是降低預期心理、減少恐慌。願國民一同安然度過這一階段。
參考文獻： 紀思道（2020）。〈疫情蔓延，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紐約時報》中文網。2020年1月30日。
Morgan, J. P.（1991）.“Prohibition is perverse policy: What was true in 1933 is true now,”pp. 405–423 inM. B. Krauss and E. P. Lazear （ed.）,Searching for Alternatives: Drug Policy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Oliver-Smith, Anthony（1996）.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5: 303-328.
劉玉晳，專長為產業經濟學、文化經濟學與應用個體經濟學，世新大學傳管系助理教授；佘健源，專長為公共經濟學與應用個體經濟學，中山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