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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於12月25日以台電違反生煤自治條例為由，三度開罰台中電廠900萬元，同時廢止二號機與三號機兩部二部機組的許可證。面對中市府的動作，台電立即的新聞回應中，則以此舉極有可能造成夏季某個期間的備轉容量率從目前10%以上的綠燈（供電充裕），降至10%以下的黃燈（供電吃緊），說明撤照對供電穩定的影響。
但此話一出，就有工商團體表示應該要繼續使用核電，方可因應此變局，而《中國時報》亦以「能源政策落漆，蔡10%備轉容量率跳票」為題，批評當前的能源轉型政策。而面對中市府的決策，不同環保團體則給予截然不同的評價。但若從整體能源轉型推動的角度深究之，中火撤照是弊多於利的決策。
討論此議題之前，須先建立的基本概念，影響中火的用煤量與空汙排放量的關鍵，是中火的年發電量，而非機組數。雖然在2018年之前，中火的容量因數均在90%以上，即所有機組一年之中有九成以上的時間都在發電運轉，在此時減少機組，就相當於減少發電量。
但當前中市府與台電爭議的焦點乃為中火應將其原本每年1600萬公噸以上的用煤量，要降到1260萬噸，還是1104萬噸，亦即要將中火每年的容量因數降至78%以下，還是要削減至69%？
今日雖將兩部機組撤照，若後續訴訟的過程中，認定1260萬噸方為合理，但剩下八部機組同樣仍可在容量因數90%下，達到此用煤量。因此若要用減少空氣污染物的觀點分析之，關鍵仍是如何在整體能源轉型配套之下，讓降至1104萬公噸的訴求具有可行性。
強化負載管理確保供電穩定
從臺灣邁向非核無煤的進程來看，雖然根據知名離岸風力開發商沃旭公司2017年時的民意調查，臺灣89%以上的民眾支持全部能源需求來自再生能源的願景，但其他相應的民調顯示，能否確保供電穩定，影響了臺灣能源轉型進程。如今年三月臺綜院發表的民調中就顯示，在可確保供電穩定下，有73%的民眾支持非核家園的推動。
但根據工研院住商節能研究團隊的民調，台灣民眾對缺電的擔心程度，在2017年因為815中油供氣管操作不當的停電事件之後，就從56%飆升至70%以上，且並未因為這兩年供電穩定情形，有太多的緩解。由此可知，無論是非核與無煤倡議上，都必須直面社會大眾對於供電穩定的敏感度，方可確保倡議的推動。
而在中市府撤照之後，因台電新聞稿中提出了夏季備轉容量率可能會降到10%以下，導致擁護核能發展的媒體即開始操作「缺電感」，而隔日經濟部亦改口強調撤照對於供電穩定的影響，將請能源局與台電詳細評估。
面對供電穩定與否，經濟部常以備用容量率15%、備轉10%為標準。但事實上依據知名電力學者中原電機系陳士麟教授於2016年所指導的論文研究，該論文指出備用容量率在10%~12%之間即可滿足缺電期望值小於0.1%的目標。
臺中火力電廠兩部機組裝置容量合計為110萬瓩，淨尖峰能力約為103萬瓩，占總淨尖峰能力的2.4%左右。而依據經濟部發布之107年電力資源供需報告，其對於2020年尖峰負載預測為3792萬瓩，預估淨尖峰能力為4401萬瓩，備用容量率為16.1%。而若扣除掉臺中火力電廠2號、3號機兩部機組後，且明年度的尖峰負載較今年大幅成長2.3%時，則備用容量率的確會降至13.3%，雖未及15%，但仍在12%以上。
且更重要的是，2019年雖是台灣史上均溫最高的一年，但今年度的尖峰負載相較於去年近乎零成長。因此若強化尖峰負載管理，讓2020年負載繼續維持在今年度的水準之時，則備用容量率可維持在15.9%，亦即備轉容量率仍可維持在10%以上。也就是中火撤照，不會讓臺灣馬上面臨缺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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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時間軸拉長，考慮其他燃煤與核能除役的時程。如圖所示，核二將於2021年開始除役，麥寮則預計於2024年、2025除役，裝置容量為180 萬瓩，發電量約在126億度左右。而興達第一與第二機則於2023年除役，減少100萬瓩，第三號機組則於2025年除役。而在2020～2025年之間，共有合計1339萬瓩新增之燃氣機組，因此即使臺中兩部機組撤照，2025年時的淨尖峰能力仍將較2019年增加294萬瓩左右，相當於三部核能機組。因此兩部機組撤照，亦不致危及今日至2025年的供電穩定。
新增與除役機組規劃。圖片來源：修改自經濟部，107年電力資源供需報告。
檢驗中市府真正的無煤決心
盧秀燕市長是在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時，宣布此項決策。但如前分析，以撤照為手段，不見得就能達到減少燃煤發電量的目標。而中市府與台電兩方所堅持的減煤目標，對於發電量的影響相當於40億度，占台電系統發電量的1.7%。換算成排碳量時，約為364萬公噸。若此40億度，僅是移轉至其他燃煤電廠之時，則不僅對於臺灣減碳目標毫無貢獻，甚至若這40億度，大部分移轉至麥寮燃煤電廠之時，對中部地區的空氣品質則將毫無貢獻。
但在雙方博弈的過程，未見中市府嘗試扮演起積極的地方治理視角，如同「21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21）在《城市中的再生能源：2019全球現況報告》中所建議的，城市應發揮政策決策者的角色，藉由建築法規、租稅優惠、綠能規範等，加速當地綠能發展。亦可擔負起促進對話者（Facilitators）的角色，經由組織性的市民對話活動，提升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理解。
相較之下，去年新北市在面對深澳電廠爭議之時，至少還從新北市自身針對節能、再生能源、智能社區的投入，來反駁中央強推深澳，是悖反能源轉型的作為。但臺中市府在此僵持的過程，僅是任憑同黨籍政治人物以中火為擁核的提款機，卻未見任何建構性的作為，此舉均無助於化解減煤僵局。
在政策作為上，當然將這40億度，依據縣市用電量占比進行分配之時，以台中市用電量占台電售電量14%來分配，則臺中市最起碼應同步從需求面與供給面兩方向研擬出可補足的5.6億度的替代方案。目前在需求面上，臺中市政府於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書中，訂出住商部門節電率達到2%目標，節電量相當於2.4億度。
但若盤點計畫書所提出的住宅家電汰換補助、市政大樓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等各項具體作為的預估節電成效，合計僅有0.58億度，尚不及該市節能承諾。而若為了確保供電穩定，尖峰負載的抑制相當重要。然依據根據台中市政府調查，47家商業大戶中，只有7家有參與需量競價的意願，台糖量販、IKEA、遠百等都沒有參與需量競價的意願。而市府除了表示將強化宣導以外，並未研擬適當的政策。
另外在供給端上，台中因為具有龐大水力資源與陸域風力，2018年時該市的再生能源發電量總計達到24.5億度，為各縣市之首。而目前台中市府喊出要在2022年前增加216MW的目標，則相當於發電量可增加2.2億度左右。綜合目前節能與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僅有4.6億度的效果，尚不及臺中市減煤時應肩負起的能源管理責任。
因此若要檢視臺中市府是否具有減煤決心，是否願意在開罰之外，提出可行的能源治理策略，關鍵在於其是否願意同步增加在能源轉型上的行政資源，甚至仿效桃園市編列高達3000萬元的市府自有預算，投注於再生能源與儲能的發展。
無煤家園的社會支持體系
但若臺中市希望在減煤40%以外，有更大的減煤幅度，關鍵乃是能否落實臺灣能源轉型願景。筆者已指出，在當前「綠能20 %、燃煤27%、天然氣50%」情境下，中火2025年發電量可較2017年削減70%，另一對中部地區影響甚深的麥寮燃煤電廠，則可於2025年時除役。但若是依照目前擁護核能發展者所提出的情境，2025年時燃煤占比還是要達到40%之時，反而將導致中火無法在持續削減燃煤發電量。
在推動能源轉型，削減燃煤發電之時，必定須伴隨著電價的調整，也伴隨著需要太陽光電與離岸風力上的行政與財政支持。因此若臺中市府一方面揪集國民黨高層為其中火減煤決策背書，炮打中央。另一方面又任憑前總統喊著能源轉型導致電價漲五成，或是總統候選人屢次提出要離岸風力發展浪費兩兆元的語言，均只是會增添中火進一步減煤的阻礙，更無助於臺灣在達成非核目標之後，進一步邁向無煤家園。
作者歷經環保團體、官方智庫及學研單位等多重視角的能源轉型工作者。相信政策評估的價值，懷疑量化模型的慣性 ; 相信多方協作的效用，懷疑管制俘虜的自主 ; 相信公民審議的解放，懷疑資訊基建的近用。現任職於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以建立臺灣轉型公民智庫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