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12月21日的高雄有些躁動,同時有罷免韓國瑜為主要訴求的「光復高雄、保衛台灣」遊行,還有另一場支持韓國瑜選總統的「高雄光榮週年慶」。
前者由we care團隊連結眾多公民團體、政黨聯合籌辦,規模超越一年前舉辦的we care遊行。後者則是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動員韓粉,在選舉民調落後的情況下取暖造勢。除了「令韓國於離開高雄市府」的共識之外,雙方的立場可謂南轅北轍。這兩場遊行雖然都不在政經首都進行,但具體而微地承擔著重大的時代意義。韓流的問題不只是韓國瑜加上韓粉對社會造成的破壞,為了理解這個現象的重要程度,必須從一年多來發生的事件談起。
自從2018年國民黨聯合保守勢力在選舉與公投的雙重勝利,以及習近平接著在一月發表新版《告台灣同胞書》之後,通稱「亡國感」的焦慮籠罩整個2019年的台灣社會。經過傳統媒體與社交軟體散播仇恨、恐懼、謠言的轟炸後,人們驚覺,民主不只是搖搖欲墜而已,早已被按在地上磨擦。島嶼天光也是曇花一現,柯文哲吸收枯萎的太陽花養分組黨,意圖與韓國瑜競爭新的中共代理人。
見獵心喜的中共試圖利用台人熱愛懲罰罪犯的文化,以陳同佳案件為由推動《逃犯條例》,想趁勝追擊一舉侵蝕香港與台灣的司法權。此舉卻激發了反送中運動與綿延不絕的水之革命,無數香港人站上街頭對抗橡膠彈、催淚瓦斯甚至實彈,以血淚為代價阻擋法案通過。這場運動重提梁天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並連結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水之革命繼承爭取真普選的意志。
而水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超越過去常在政經中心的金鐘集會,或是傘運時延伸到銅鑼灣、尖沙嘴、旺角等地佔領的模式,這次在十八區各自分散、自發組織例如光復屯門公園、光復上水等等遊行。這些冠以「光復」之名的遊行,並非台灣人在1945年經歷的「將土地從一個政權交給另一個政權」的意義,而是「將生活空間還給市民」的意思,是極具社區運動性質的政治運動。
從反送中運動到水之革命,台灣人在極近的距離見識到接受一國兩制的後續是什麼,對當前的選舉也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不僅令三月才到香港拜訪中聯辦輸誠的韓國瑜狼狽應答「不知道、不曉得」,也使柯文哲這樣白白地享受公民運動果實的政客左支右絀,自承「反送中受害者」。即使他們後來決定消極切割,失去的民意仍未見止跌回升。
同時,韓國瑜在市長選舉前一再強調靠中國賺錢的緊密關係,擔任市長後急著選總統的佈局策略。這些被視作積極爭取特首位置的舉動,使高雄成為了中共攻略台灣的最前線,也在象徵意義上與香港的命運緊密聯繫。
在此背景下,「光復高雄」同時代表「與香港社會團結拒絕中國」以及「將高雄還給市民」的積極意義。筆者甚至早在六月的高雄撐香港集會,就遇到公民割草團隊的志工一起出席。更不用提這場遊行隊伍中,「撐香港大隊」的活躍表現令人矚目。由勇敢具名的留台港生「撐高雄」罷免韓國瑜,港台團結的意義不言而喻。
另外,筆者也詢問從小就在高雄長大的朋友,他在去年雖然就是支持同志、反核、反韓的一員,但並沒有特別參與we care遊行的動力。但他今年願意全程走完遊行,還認識為了罷韓而遷戶籍到高雄的朋友。
可見,韓國瑜隨後積極斥責外地人、外國人來高雄參與遊行的反應,恰恰意味著反制韓流的力量在這一年來擴大連結。大家已經認識到高雄遭遇的韓害,是整個台灣的事、也是香港的事。
比起兩年一度的定期選舉,罷免是門檻更高的政治行動。前次的割闌尾計畫乘著佔領立法院的氣勢,也並未成功下架國民黨立委,仍要等到2016的選舉才能以選票汰換。即使本次遊行的人數眾多、韓國瑜的總統選舉勝算打折,但能否將民調上剛過半的罷免民意轉換到超過五十七萬的同意票、真正將韓流從高雄下架,還有一段路要努力。
本土保守勢力結合中國因素,利用新型態的宣傳與選舉策略在2018年捲土重來,對於尚在民主鞏固期間的台灣社會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事實上,韓流僅是保守勢力裡面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從201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可以發現,不僅整體台灣人對於民主體制的堅持程度跌落至一半以下,1980與1990兩個世代出生的族群是最不堅持民主體制的兩群人。這與韓粉的組成族群差距甚大,但與中國正在積極經營(與控制)社群媒體行銷產業的策略不謀而合。這些海面下的冰山,是克服韓流之餘,也必須看見的潛在新保守勢力。
無論前路如何崎嶇,「光復高雄」所肩負的時代意義已經昭然。
首先是台灣對香港人在水之革命當中奮不顧身追求民主的致敬,再者是中共乘勝追擊之舉所激發的「亡國感」促使人們驚覺民主生活已經走在鋼索上的事實。最後是台灣社會選擇以人民主權的立場,要主動收回授與市府的權力,而非消極等待定期選舉才汰換政客。
面對一波波的民主危機,我們要一再提醒自己:民主轉型絕非單行道,從來就沒有「頭過身就過」這回事,只有不進則退的百年追求。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不知不覺在高雄讀了六年的書,之前參加過異議性社團,現在努力養貓跟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