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陳菊(花媽)粉絲專頁。
今天是美麗島事件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因著美麗島事件出現反對菁英一批批前仆後繼，不畏犧牲，以及台灣社會當時展現出對公義與正直的堅持，蔚成龐大的民主浪潮，導致原先在美麗島事件訴諸軍警鎮壓以肅清反對勢力的蔣經國，之後也被迫向國際媒體承認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以及解除持續四十年來的戒嚴令。
而反對運動之後從組黨、進入公職體系與開始執政，因此出現的領導群世代遞嬗，更是沿著美麗島事件而有所謂的美麗島政團世代、美麗島律師團世代、民選公職、野百合世代等之區分。因此美麗島事件不僅是台灣民主發展重要的助推器，更是日後的反對運動與形塑今日政黨政治的關鍵觸媒。對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民主運動保護台灣，免於被一國兩制吞噬
更重要的是，在1978年底美中宣布建交後，中共先是在1979年提出《告台灣同胞書》，之後提到兩岸「三通四流」。在1982年鄧小平更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對台呼籲。而台灣當時不僅失去美國承認，還面對中國直面而來的和平統一喊話，壓力不言可喻。
蔣經國面對中國一波波壓力，先是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透過阻絕與中國的任何接觸，意圖防制內部投降聲浪的擴大。但還是極為擔心民心浮動與統治力的不穩，因此對內採取更高壓的手段，這就使得原先已經不民主的社會變得更緊縮。蔣經國對美麗島事件近乎歇斯底里的強硬處理，存在著這樣的外在背景。
只是後來的發展，在蔣經國被迫向台灣社會的要求讓步時，也因此使得台灣社會參與了對台灣未來的議題討論，特別是黨外之後提出的「民主、自決、救台灣」呼求。
原先與一國兩制毫無關係的香港（鄧的一國兩制主張原先是針對台灣），卻因為沒有民主機制與缺乏政治運動能量，導致港民的前途就在中英兩國的隔空對話下被決定。在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在當時啟動了台灣的新一波民主運動與自決主張，或是如果美麗島事件晚了幾年出現，那種港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被迫變成其他國家居民的狀況，就可能會先發生在台灣人民身上。
台灣的民主運動帶來的，不僅是民主化與真正意義的選舉政治，還包括了其對台灣前途影響的能力。台灣人民自決成為無法被忽視的基本前提，台灣人民的主張與看法現在更可以透過選票展現。這也是從有總統選舉以來，當國際觀察家在看台灣選舉，特別是總統選舉時，幾乎都會視其為對台灣前途的另類公民投票。
但台灣民主化還是來得太慢
但是台灣民主化出現的時間畢竟還是太慢，而這個時機點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地位認知，特別是一中政策與美中台關係。這個問題帶來90年代一個奇特的現象：一個台灣前途須由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決定，台灣與中國彼此互不隸屬，台灣無意與北京爭奪中國代表權等的種種和平主張，竟然被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主流戰略社區，長時間汙名化為「導致台灣海峽不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被說是對台灣尋求政治獨立挑釁主張的「自衛作為」，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自決呼聲，被視為是破壞美中台「一中默契」戰略平衡的不穩定因子。接受一中的才是負責任民主，不接受一中前提是不負責任的民粹政治。
先前以種種非法手段壓制台灣民意的國民黨，被這些戰略主流派視為是可以打交道的「理性政治力量」，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政治運動反被當成是不具思考能力與無能治國的壞小孩。這種種荒謬無比的現象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17年十二月美國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全面反轉美國過去對中政策的方向後，台灣民主的正面價值才被真正看見。
1972年後，美國對台政策不再思考一中一台，逐漸向一中政策傾斜
美國對台政策在六十年代曾思考過「一中一台」，包括1959年由加州大學教授Robert Scalapino主持的「康隆報告」中，除了建議美國須向中國「試探與談判」，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併入常之外，也有「承認台灣共和國」的建議。於1971年有關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中，美國建議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權。甚至在1972年在草擬《上海公報》，面對有關對台灣部分時，美方代表團還特別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海峽兩岸的人」為提出此主張的主詞。
以「中國人」取代「人」的爭議，代表當時參與協商的美方團隊內部有人認識到，台灣有人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才出現這樣的調整。而台灣民主化後，從原黨外力量浮現出有關台灣─中國關係之主張，與上述的美方意見極為相似。
只是美國簽署《上海公報》之後的變化，特別是與中國建交後，內部已經不再有「一中一台」或是「兩中」的想法，「一中政策」開始成為主流。甚至這個「一中政策」在操作上日益趨近中國的主張。因為即使在1972《上海公報》簽署後，美國在與中華民國依舊維持正式邦交的情形下，依然有總統、副總統等層級的訪中之行，建交前的美國駐北京辦事處也已具有近似使館的層級與功能。這表示從1972到1979，美國同時與台海兩岸政府維持正式的交往。與台灣的正式邦交並未影響美國與中國的領袖層級會晤。
美國這段期間固然不再提一中一台，但其承認一個中國的「一中政策」，並不表示美國與另一邊不能發展高層級的官方對話。只是之後與北京正式建交後的美方作為，反而華府出現刻意自我限縮與台北的交往。美國以務實為名忽略蔣介石政權要華府不與中國接觸，但之後並沒有以同樣務實的態度發展與台北的交往。反而要透過《台灣關係法》來規範與維繫美國與台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非涉政治的民間關係。
現在看來，蔣介石政權在1971以前堅持漢賊不兩立政策迫使美國與其他邦交國要在兩岸之間選邊，最後導致賊立漢不立，與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最大的斷交潮（從1971-1979與美斷交前，中華民國邦交國從56國大幅降低到剩下22國），是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被鎖入一中框架的濫觴，先前國際上有關「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各種建議，甚至支持2758決議案的馬來西亞與伊拉克在當時的聯合國大辯論中也特別提到，這個議案不代表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就可以逕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等。
但這些在蔣介石擔憂台灣獨立對其統治正當性，以及隨之而來台灣社會可能會對大陸籍立委與國大代表的合法性質疑等內部考量下，紛紛被丟棄一旁。我們可以說，正是台灣當時沒有民主化，使得蔣介石為了鞏固自身政權而堅持的荒謬主張，持續支配中華民國/台灣的對外作為，讓台灣丟失了可以在國際正式立足的機會。
1979之後的發展就看到中國的主張開始發酵。但這個變化在一開始還不是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有效打壓，而是美國的一中政策立場逐漸向中方主張趨近後的國際效果。如果台灣民主化發生時間稍早一些，這些台灣地位與主權正常化的機會之窗，不是不可能被把握的。
如果在冷戰剛結束前，台灣就已經民主化了，我們會有什麼機會呢？
今年也是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記得當時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冷戰尚未正式結束，但戈巴契夫在蘇聯發動的新思維已經明顯改變蘇共的對外作為，1989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更堪稱是當時撼動地緣戰略格局的重大破冰之旅，因為這代表聯中抗蘇的冷戰邏輯已經逐漸走入歷史，之後就出現了天安門事件，中國因此進入兩到三年的國際制裁。這堪稱是過去三十年中國在外交上最弱勢的時候，處境比今天與美國大打貿易戰時更糟。中華民國與加勒比海、非洲、及南太的「再建交潮」，以及其與前東歐發展新關係等，也是集中在冷戰結束的當口。
可是中國卻依舊能在1990年與1992年先後與沙烏地阿拉伯、韓國等重要大國建交，重挫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正當性。固然中國與韓國建交與南韓自身因南北關係而發動的北進政策等有關，但台灣當時持續兩蔣時代的對外主張（李登輝總統不碰觸兩中、一中一台的務實外交也是在1993年以後才逐漸推動），也是限縮台灣選擇的重要因素。
如果民主化發生更早一些，且同時可以將其成果反應到對外作為上時，是否台灣就有可能利用這個在三十年前發生的地緣戰略變動，帶來外交的重大突破呢？
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政治不正確的國際存在
隨著中國在1992年後漸走出「天安門事件」的國際封鎖，「一中政策」在冷戰結束後再度成為國際對台作為不言而明的默契。此時台灣的民主化也逐漸為外界所知，1996年總統直選成為國際確認台灣走向民主的關鍵證明。而中國以發射飛彈意圖恫嚇台灣選舉的作為，彰顯了兩岸政府對民主的不同態度。七年前北京政權對內以武力鎮壓學生的民主訴求，七年後北京政府對外以軍事力量恫嚇台灣的民主選舉。而在六年前台灣的野百合學運和平落幕，六年後台灣人民就可以直接「票決」總統人選。
但正因為「一中政策」在1992後再度成國際對台默契，這使得隨著台灣民主化而出現的人民自決主張，卻因其對一中前提的挑戰，導致台灣民主成為奉行現實主義國際戰略社區的「一個不願意面對的存在」（an inconvenient presence）。對這些人來說，冷戰結束雖然美國獨強，但有建構新秩序的需要，加上早先的天安門事件風波，一個可能導致中國過度反應的台海變動是其最不願意看到的。
但因為自決呼求不僅有其正當性，還因台灣的民主化使這個主張更無法被挑戰。因此為了捍衛一中政策，以及與其相聯繫的對中戰略安排，以美國為首的亞洲政策主流派（多是以中國通為首者），就開始對台灣的民主指指點點，強調並非因為民主化所以台灣的主張都可以被接受，美國也有其自身國家利益。之中不少人更說美國80年代的「一中政策」使中國無意對台有軍事蠢動，造就台灣可以進行內部民主改革的國際空間。
因此是一中政策孕育台灣民主化。順著這個邏輯，挑戰一中政策不僅導致台海不穩而會危及台灣民主的存在，同時也是不夠飲水思源的不負責任之舉。支持一中政策的民主是負責任的民主，挑戰一中政策的民主是民粹。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論述不僅從側面強化了「蔣經國是民主改革者」的論述聲量，更將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行動者-台灣人民在概念上予以掏空，台灣會有民主化是因為一中政策的國際環境，與領導者高瞻遠矚的共同合作所致，人民的角色完全不見，而人民自決的主張更被視為是情緒性的民粹，甚至有人將自決主張，與當時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內戰與種族清洗罪行的社會環境相提並論，認為這些都同樣是危險的主張。
這導致這些國際戰略社區口頭上說尊重台灣民主，稱讚台灣的民主成就，但對於推動民主、挑戰一中政策的政治力量卻多予以詆毀，藐視其為民粹。但對在台灣撐獨裁、挺一中的反民主力量卻視其為台灣民主的模範。
台灣在90年代的民主化固然帶來國際對台灣的口頭尊崇，但那時中國也走出天安門事件的國際封鎖，「一中政策」當時更成為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對台政策的多數「默契」（還不算是共識），這使得當時國際主流戰略社區，對隨著民主化而日益高漲的台灣自決／公投／獨立主張採取日益拒斥的態度，甚至因此對台灣民主設下各種怪異的前提與條件，把挑戰一中的民主視為民粹，認同一中才是負責任的民主。台灣民主成為民主國家內國際外交與戰略社群眼中的「不願面對的存在」（an inconvenient presence）。
以進取性態度處理維持現狀以把握當下，取得對台灣民主的永續確保
當美國務卿蓬佩奧從今年開始，以「民主成功的故事、可靠的夥伴、良善的力量」（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reliable partner, and a force for good）這三句話為美台關係定性後，美國政府就此就都以這三句話總結其對台灣的描述。過去雖然美國曾說台灣是民主成功的故事，但依舊在私下有所謂認同一中才是負責任民主，挑戰一中的民主是台海「麻煩製造者」的內部區分。但當台灣也是美國可靠的夥伴與良善的力量後，所謂「麻煩製造者」的汙名化標籤已被撕下。
這也意謂著台灣民主更被認為是個整體要被接受的存在，這包括幾乎每個民主政治都會出現的肉桶政治、對民意的迎合、相對低效率的政次執行困擾、各種利益與部門勢力造成對政策形成的限制等。不會有所謂發生在美國迎合民意的政治是他國必須忍受的現實，而台灣向民意屈服的政策與作為就是民主政治劣等生的差別待遇。台灣民主被更正常化的看待，是這三句話的另一個意涵。
美國對台灣出現定性反轉的一個重要背景，與美國逆轉其從1972年以來對中政策的定性有關。在這個背景下，即便美國無意廢除既有的一中政策，但卻更願意擴大對一中政策的邊界，以及更寬鬆的解釋，對於台灣人民對一中框架的反彈與衝撞也更有傾聽與容忍的空間，而不是直接逕自抹消。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區域霸凌不再姑息以對，隨此出現了華府在其一中政策框架的鬆動，鑒於美國政策變化往往具有國際引導效果，因此這個重要發展提供台灣難得的國際機會。我們固然要持續深化與鞏固民主，不要忘記前輩為爭取民主所付出的犧牲，也要謹記台灣因缺乏或沒利用民主化而丟失國際戰略機會之過往教訓，以進取性的態度處理維持現狀而積極把握當下。讓台灣民主在未來可以在明確的主權與正常的國際地位下，得到永續確保。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