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了五個月之久，香港人爭取自由的無畏行動喚起西方的普遍同情與支持。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參議院也即將排入議程。英國先前就有上百位議員連署支持香港人，近來更傳出行政部門考慮制裁涉及侵犯人權的香港官員。德國政府不顧中國反對，外交部長與執政黨議員也與黃之鋒正式會面。
黃之鋒赴德。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基本上，香港人的運動是與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相吻合，儘管示威者已經突破了非暴力抗爭的道德限制，採取了升級的武力。但在反送中所引發了一系列案外案中，例如電競公司暴雪懲處香港選手、NBA爭議等，西方輿論都是倒向香港人。
然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東南亞，香港人的抵抗運動卻引發了另一種的回響。東南亞政府普遍擔心國內民眾仿傚香港人的先例，因此官方媒體低調報導，政治領袖甚至公然譴責。舉例而言，新加坡總理曾批評反送中運動意圖「顛覆政府」。早在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黃之鋒已經被泰國、馬來西亞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拒絕其入境要求。是否東南亞各國越來越倒向中國，接受其對於反送中運動為暴動的定義，甚至擁抱相似的反民主價值，非常值得觀察。日前發生在筆者身上的一椿意外插曲，也透露出這樣的趨勢。
林連玉基金會是馬來西亞從事華文教育的重要團體，在今年春天我獲邀，預計在十一月初分別進行兩場學術演講。由於我正好在年初出版一本關於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英文專著，因此原先是要分享我所觀察到近年來的台灣與香港社會運動。由於反送中的訴求在今年六月之後，引發大規模而持續的運動，在七月確認的演講題目即是〈從太陽花運動到反送中運動：台灣與香港的公民社會連結〉，另一場則是在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舉行，以英文進行的專書演講。
結果十月底事情出現了意外變化，在吉隆坡的中國大使館致電林連玉基金會，要求取消半年前就安排好的演講。原先承諾要協辦的八個團體也紛紛退出，只剩兩個團體堅持原訂計畫。基金會內部緊急召開了兩次董事會議，兩次都超過三個小時。主辦方原先想要以改題目（〈華人世界的社會運動〉），或是安排另一位評論人來「平衡視聽」，但是仍無法抵擋反對派的壓力。據了解，在基金會內部會議，有代表收集了過往我在媒體專欄撰寫的評論文章，聲稱我是危險的「台獨學者」，之後有人在我的臉書上留言咒罵，要我「退出南洋」。
停辦的消息在媒體傳開後，引發了一場華人內部的風波。當地的青年團體、學生團體、獨立書店不滿林連玉基金會屈從於中國壓力與老派勢力，他們決定接手辦理。在他們熱情的邀約之下，我決定如期前往，只不過將原訂的演講地點改在獨立書店，馬大的英文演講則是由學生團體主辦；另外，再加了一場與社運人士的座談，分享台馬兩地在政黨輪替後的社運難題。
由於這次的停辦／接辦風波，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並且親身經歷了中國因素在馬來西亞的作用。關於香港反送中運動，傳統華社與年輕人存在明顯的歧見，大馬的青年人較願意同情香港抗爭，而老一派則是接受北京的看法，認為這是一波外國勢力煽動的「港獨」，支持警察止暴制亂。在先前的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串連行動中，吉隆坡的集會就引爆華人內部的爭議。
當時的集會地點選定在當地華人重要社團隆雪華堂附近的空地，但是隆雪華堂的主事者擔心中國大使館會「誤會」他們涉及其中，因此還主動向警察「報案」，以示清白。這樣的粗暴割席引發了爭議，事後隆雪華堂試圖以一份無關痛癢的聲明，表示願意「虛心檢討」。
然而，年紀並不是關鍵，因為只有少部分的華人青年挺香港運動。一位當地領袖告訴我，大約八成的華人都是反對香港運動。我進一步問他，如果大馬華人可以參與台灣的總統大選，蔡英文會拿幾成選票？他認為，由於國民黨這次的候選人有爭議，蔡英文應可以拿四成的華人票。大馬的華人反對香港運動，更甚於反對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這真的是十分特殊的現象。此外，另一位華社幹部也告訴我，九成的華社不贊成舉行關於反送中運動的演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極端的反應？事實上，五年前的香港雨傘運動，同情北京的聲浪並不是那麼強大。六年前，我本人也曾獲得隆雪華堂的邀請，在其九十週年的堂慶典禮上分享台灣社會運動的觀察，當時也沒有人舉報我是「台獨學者」。很顯然，這五、六年下來，中國因素在馬來西亞更為壯大，當地華人也更願意接受北京所定義的世界觀。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中國政府近年來增強了宣傳戰的能力，將網際網路從批判的公共領域轉化成為五毛黨與小粉紅主導的戰場，主導輿論走向能力獲得強化。在中國境內，北京成功地定調為「反港亂華」的事件，香港警察也在內地被吹捧成為民族英雄。在境外，包括在香港、台灣、加拿大、澳洲、韓國，都出現海外中國人暴力攻擊各種國際撐香港的集會或遊行人士，或是破壞連儂牆之事件。在雨傘運動期，這些情況都不存在，這也顯示了中國宣傳機器的這五年來的進化。
大馬的連儂牆。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然而，馬來西亞華人傾中有其特殊的歷史淵源。大馬華人只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五，長期以來被貶為二等國民，他們依靠的華社、華校與華文媒體形成內聚力強大的群體，而維繫他們團結的憑藉就是民族認同。有些華社領袖期待更加強大的中國，這樣可以保護自己在大馬的身分與權益。幾年前有一椿風波可以說明，這種不安全感如何轉化成為北京可以利用的資源。在2015年，馬來右翼人士為了抵制反政府抗議，特意選定在吉隆坡的華人老街茨場街集會抗議，要求捍衛「馬來人的尊嚴」。正在大馬華人擔心一場種族迫害的行動即將爆發之即，中國大使巡視當地，呼籲反對恐怖主義。很多華人因此相信，是中國政府的介入阻止了可能的小流血衝突。
更晚近，由於一帶一路的政策，中國資金與建設公司大舉下南洋，中國大使館的影響力也大幅提升。每年的中國國慶晚會參與規模越來越大，甚至不少人以受到邀請函為榮。華社領導人士不少人是商人，與中國有生意往來，也常接受中國政府招待，他們願意參加中國所組織的統戰團體。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台灣在大馬有不少的留學生，他們也不會同情台灣與香港所面臨的中國壓力。
馬來西亞去年才出現建國之後的首度政黨輪替，當地的華人爭取尊嚴的努力仍是未竟的志業。華人運動有兩條可以選擇的道路，一是訴求民族主義，強調其特殊的文化身份，其二是以普世價值出發，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利。在強大的中國因素作用之下，華人運動更容易朝向民族主義，而遠離平權運動。
傳統華人社團就容易成為中國情緒勒索的對象，也就是說，為了保護自身在馬來西亞的地位，他們就得要為各種中國政府在各地犯下的暴行辯護或背書，無論是六四、新疆、圖博或是香港。如此一來，大馬的華人也就離普世價值越遠，成為了中國天朝主義的擁護者。
新一代的大馬青年拒絕這樣民族主義的誘惑，他們願意談「跨族群」與「愛馬來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他們通常偏向社會主義或是某種版本的社會民主，而不是老一派華人的毛派路線，也因此，傾向於認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或許，等他們進一步壯大與掌權，馬來西亞的華社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