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十點一到，西營盤的「鳩叫」立刻此起彼落。這是香港人三個多月前開始號召的行動，每夜在《噪音管制條例》十一點生效之前，在自家窗邊、天台大呼口號五分鐘，藉此發洩反送中條例期間所飽受的無力感。三個月來，從「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直到昨夜的「香港人，復仇」，口號不斷進化。直至昨夜，將近一個小時不間斷的哀鳴，似在籠裡被烈火燃燒的鳩群。
香港日常。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正值此時，中大已硝煙一片。五呎外陽台上的女孩和我一樣，必須一邊聽著鳩叫抹除島上漫漶的疏離感，一邊滑著手機想知道「前線」還發生了什麼事。若與「手足」休戚與共，每日面臨的是工作上什麼都避而不談的壓抑矯飾，或是世代之間越來越無法彌補的裂隙，和急速窄縮的私人空間。可預期的是，手機上的訊息越多越讓人越焦慮不安：大量傷患無法救援、中大的學生開始寫起遺書，還有不知來源何處的簡體字對話：「據說明天搞港大。」
當然，這些都可能是誇大之言，只因警方每天開記者會嚴詞狡辯，示威者或「黃絲」人士早已不再信任所謂事實。在千萬條真真假假的訊息海中，從前天晚上開始，七月初便噤聲的港大校長終於具名向全體師生發信。過去幾個月來每有重大消息宣布，我們只會得到一則由「管理高層」（Senior Management Team）署名的簡短通知。也因此，學生曾經發動尋找校長的行動，但也徒勞無功。如今情勢危急，校長迫不得已現聲。
信裡除了首度提及校園安全之外，重點是在但書中引述了《警隊條例》第 50（3）及（4）條：「警務人員可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進入私人地方搜查。」在香港人民挫折感愈益深重、敵意升高，防暴警察也不斷違例執法、緊急條例也已生效的同時，這段但書其實已經替警察開了大門，同時也給自己一道台階可下。在寬鬆的定義和執法者的無限擴權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被詮釋為嫌疑犯。
錙銖法律定義並無助益，因為幾天下來，警方的煽動挑釁證據歷歷，隨時都可拿堂而皇之的理由攻入大學。其實我覺得真正糟糕的是語意隱晦、不具當責性的「管理高層」。除了隱姓埋名，一旦出了事可讓人方便推諉之外，它代表的是對於大學認同感的疏離化。
英國比較文學學者Terry Eagleton多年前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大學的緩慢死亡〉，指出讓高等教育變質的，正是如同拜占庭官僚體系的科層管理。Eagleton文章的重點雖然是為逐漸邊緣化的人文學科請命，但他所在乎的是高層教授從此成為口袋深不可測的經理學閥，年輕學者反之成為大公司裡賣命而異化的機械零件。在香港，這些預測早已在成為全球著名大學品牌時一一實現。
只不過，異化仍然事小，要命的是編程機器的工程思惟。在香港，大學校長的任命是否帶有政治任務，依然可議。但港大校長在履新不久之後，立即上京在教育部作簡報。簡報期間，教育部給了校長必須立足「一國兩制」，培養「愛國愛港青年」的明確要求。當然，北京如何要求、身為工程師的校長要如何執行「愛國高等教育」，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半年來，大學裡外牽連學生運動和高層辭職的各種風波，在在顯示出此工程還沒打樁便搖搖欲墜。
先插個往事。事小，但透露了管理階層對學者的真實態度。大約三年前，醫學院為了拓展學生視野而設計了增潤年，讓三年級的學生能夠外出遊學一年。學院透過某位校委的好心聯繫，想要藉著我的「普通話」能力，和中聯辦的教育主管官員拜碼頭，讓港大的學生能夠參加一些中國內地學校的計畫。
觥籌之間，我只感受到這位也曾擔任過大學校長官員的心不在焉。讓我訝異的是，馬虎帶過正事之後，校委和官員竟然開始撻伐起港大的法律學院，視學術殿堂為香港發展的毒瘤，矢志聲討學院裡的學者。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的權力有多大，直到不久後，佔中三子之一的學者果然判刑入監。
高等教育靈魂被侵蝕的結果，還有一項。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校園裡公共意見的貧瘠，早已讓人辨認不出自己身處一所大學。知識的本身更在精英官、學體系中邊緣化。不久前，中文大學的公共衛生學者在醫學期刊The Lancet上發出呼籲，必須研究催淚彈對於人體的可能危害和進行公眾控制的必要性。
香港遍地是催淚彈匣。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此番疾呼馬上遭到政府醫療主管單位的拒認。直到最近，食環衛生署才承認對於催淚煙和水炮車藍色水濟的理解有限。在輿論壓力之下，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才姍姍來遲。在公共危害的威脅難以評估之際，不見在上位學者基於自身專業的道德判斷，只見風險數字成為妝點現狀門面的花窗。
想七年前拿到了第一份工作來港之前，我一點教學經驗也無，滿懷著忐忑讀了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寫的《大學之理念》。當頭棒喝便是金耀基撰書的靈感來源，十九世紀牛津運動催生者John Nenry Newman的名句：「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的發明，那麼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Newman棄科學發明為敝屣，因為高等教育的功能本來就可進化。他的重點其實擺在知識的傳遞，藉以培養通達、有修養和識見的人。可惜這幾年來所見，懷此理想主義者屈指可數。
走筆至此天已透亮，許多人為前一晚獅子山後烈焰沖天的中大而哭喊，但我為隱形的大學感到戰慄。事件發生至此，似乎Newman的警語已成讖。不注重授業解惑，只在乎蒐羅多少研究經費的大學，不再被視為文明社會未來希望的旗幟，學生自然不再重要，自然可犧牲。
當這被斥為「廢青」的一代人只好轉於街頭求索，在催淚煙中猛然覺悟的同時，大學的「管理高層」，包含突然露面的校長，是否能拋下林鄭風格的虛假筆記模式，和學生們展開對話？還需追問：是否清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否準備重整大學的體質？而這一切，似乎都得在一片焦土上重新開始。
作者為香港大學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