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於威尼斯影展奪下金獅獎的美國電影《小丑》，上映以來不僅票房亮眼，男主角瓦昆菲尼克斯的驚人演技、以及電影內容所涉及的道德、社會議題，都引起全球熱議。但是，該片同時也產生另一個現象，就是許多觀眾走出戲院後，卻也紛紛表示有一種沈重、甚至不安的情緒，久久難以散去。
圖片來源：Joker movie FB
如果我們同意，刺激觀眾思考也是電影的社會功能之一（雖然不是每部電影都有此種功能），那麼觀眾何妨在享受本片精湛聲光藝術的同時，也稍作思考並聆聽：《小丑》究竟向我們丟出了哪些議題？這些議題又為何令人沈重、不忍逼視？
本片是改編自DC漫畫「蝙蝠俠」系列的經典反派人物「小丑」。男主角亞瑟是個患有某種「思覺失調」疾病，會不由自主地大笑的精障人士，正接受社福機構輔導治療，但後來因政府部門預算被砍，而被迫中止治療。他疑似被父親遺棄，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家境貧困，但他從小最大的志向就是做一個喜劇演員。
而在一次替母親寄送信件時，亞瑟卻意外發現，他們母子一向非常崇拜的高譚市大企業家、本屆市長選舉的熱門參選人，湯瑪士．韋恩（也就是「蝙蝠俠」布魯斯．韋恩的父親），可能就是他的生父…。本片主要即講述亞瑟如何從一個遭受種種挫折、凌辱、失敗的喜劇演員，逐漸演變成為一邪惡的超級罪犯的過程。
本片之所以讓觀眾有種陰鬱之感，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於，導演運用觀眾對主角慣性的「心理投射」現象，引導大家用「魯蛇」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思考人生。不同於「人生勝利組」對繽紛世界的謳歌；社會殘酷競爭下的失敗者，難免要對自己的「黑白人生」感到懷疑？筆者認為，《小丑》首先提出的，即是關於「話語權」的質疑。
例如，當主角先是被劇中他的偶像，脫口秀主持人莫瑞（勞勃狄尼洛飾演），在觀眾席中「欽點」上台而受到莫大的鼓勵。但才隔不久，卻又被該主持人，當著電視機公開嘲笑亞瑟「不好笑」？看到這一幕，近年來早已經習慣看「選秀節目」中那些「毒舌評審」們如何羞辱參賽者的觀眾，或許會跟著亞瑟一樣懷疑：誰來決定笑話好不好笑？為什麼你說好笑才算好笑？
然後，隨著亞瑟不管是工作、生活、表演、甚至看病，均難逃被他人定義、評價的命運？這時，當他由一個因善良老實（並非不努力）而吃盡苦頭的「魯蛇」，突然「頓悟」成為一個殺人毫無心理負擔的「惡人」時，觀眾彷彿可以聽見他在吶喊 : 如果在你們的遊戲規則下，我永遠註定是個輸家，那麼，我何必遵守這些遊戲規則？
許多漫畫迷也許會質疑：作為DC漫畫的反派人物，「小丑」究竟有何「超能力」？是打不死？還是出其不意的殺人（但這算什麼超能力）？但如果從尼采對「超人」的辯證 :「超人與人不同，人依賴社會定義道德，超人自我定義道德觀，不受拘束，力求突破」來看，顯然，「小丑」的超能力源自於「自我定義道德觀」吧？況且，他的邪惡，還在於，可以搧誘人心、勾引人們內心深處的黑暗、強迫你逼視自己的矛盾與偽善。
另外，本片還觸及一個頗令人不安、而常引發社會極大爭議的議題：惡人對於自己之「惡」究竟有無自覺（難道「不知其惡」就能脫罪或減輕刑責嗎）？這恰巧與本地日前備受關注與討論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作一呼應。其實筆者認為，《我》劇最大的價值，就在於讓不幸社會事件中的加害者、受害者及上述二者的家屬們所受的磨難與糾結，在媒體上被呈現、被理解，而非單方正義、廉價地「以暴制暴」。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 FB
由此觀之，《小丑》雖不像《我》劇，有著「光明尾巴」、Happy Ending。但同樣有其促成社會成員藉以理解彼此的「社會功能」。只是《小丑》無疑在「犯罪心理」上著墨更深。
然而，複雜的問題，本來就沒有簡單的答案。雖然片中的「惡人養成」過程令人同情？但現實世界中，當我們面對完全無視人間規範、卻擁有超強作惡能力的「小丑」時，難道還能期待「蝙蝠俠」來維護正義嗎？（不幸地，在本片中，蝙蝠俠還沒長大，還只是個毫無作戰能力的兒童。）
這問題，電影並未提供任何答案。倒是本片一開頭有一場戲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當亞瑟在公車上扮鬼臉逗孩子開心時，一旁的母親竟喝斥他：「不要騷擾我小孩！」對陌生人冷漠、充滿戒心，也許是都市叢林的某種生存法則，但從而也讓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互相關懷、瞭解、學習的機會，擴大了誤解的可能，進而增加群己關係的不確定性，而瓦解了社會互助的功能。
冷漠，也許不是一種惡，但如果從社會整體所將可能付出的代價看來，其又與惡的距離幾希？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