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影劇中的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

今秋適逢「九二一震災」二十周年前夕（2019年9月20日），挾著高度的娛樂性（知名電玩遊戲賦予恐怖片包裝），加上話題十足的政治禁忌和師生戀，電影《返校》甫上映兩週旋即賣座迅速破兩億。片中忽明忽暗的影像燈光，成功營造了視覺上的恐怖，搭配劇情穿插前因後果的多線敘事手法，更帶動了全台的觀影熱潮，同時也撩撥起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對於早昔那段白色恐怖紀事的好奇心。

舉凡劇中提到「無意中成為加害者」的女主角方芮欣，由於內心糾結、遂不斷浮現「你是忘記，還是害怕想起來」的聲音，以及後來被憲兵抓走的老師大喊「國家殺人」，乃至教官對告密者說「國家會感謝妳」，也都成為令人難忘的經典台詞。

圖片來源：返校電影版FB

參照過去，若以二二八／白色恐怖為拍攝主題、口碑票房俱佳、且能引發一般民眾廣泛討論的影劇作品，每每讓我想到三十年前（1989年）引領台灣電影新浪潮的先驅者-大導演侯孝賢所執導的《悲情城市》。

綜觀這部《悲情城市》最特出而迷人的地方，即在於侯孝賢並不強調太過戲劇性、表面上尋求感官刺激的衝突場景：諸如228查緝私菸的執法暴力，抑或軍隊對民眾抗爭的血腥鎮壓等。而是運用了大量沉緩的長鏡頭，側重於日常聊天飲酒高歌的生活片段，包括台灣人日語台語夾雜的對話方式。形成一種宛如傳統水墨「留白」般，充滿想像空間的電影語言。

此處侯孝賢毋須交待男主角文清（梁朝偉飾）最後是怎樣遭到逮捕、處決的詳細過程。他只讓你看到文清在某天，突然神情凝重地帶著妻子寬美（辛樹芬飾）與兒子阿謙回去，拍了一家三口唯一的全家福合照。下一個鏡頭便藉由寬美寫給外甥女的一封信，轉述文清被當局抓走，然後再也沒有回來過。這就夠了。

有時無聲的描述，反而要比喧囂的場面來得更震懾人心！換言之，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可說是間接還原了影史上最貼近「日常感」的白色恐怖，當時有很多人就是像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消失」。

荒謬的現實比電影更恐怖

從1949年5月20日起台灣實施戒嚴，到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前後共持續38年56天。堪稱全世界單一政權所實施最長時間的戒嚴統治和威權教育，造就了台灣至今大多數仍發自內心感謝並且懷念蔣經國的一整個戰後嬰兒潮世代。

島內現今保守右派最常見的辯護之說，是認為國民黨政府昔日的殘暴與高壓，乃因在當年國共對峙的情況下，自有其特殊的「反共」時代背景，是管制言論「肅清匪諜」的必要之惡。他們認為那些替受難者集體平反的所謂「轉型正義」，包括公開真相、道歉、究責、賠償等，不過只是浪費社會資源的政治清算。正如《返校》電影裡的白教官所言：「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作為一齣改編遊戲的恐怖類型商業片，《返校》無疑是成功的。電影本身雖然鋪天蓋地充斥著早期戒嚴時代，台灣人熟悉的各種威權痕跡和黨國政治符號（諸如教官、「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反共標語及廣播、國徽、憲兵、警備總部、倒吊刑求等），卻很聰明地從頭到尾似乎都刻意隱晦地避免清楚指名「國民黨」這三個字（片中唯有在工友的一句台詞「我幫這個黨二十年」對白裡出現）。甚至於，該片監製李烈還公開對外宣稱：「《返校》本身是一款以「人」為出發點的故事，因此不希望在政治方面有太多著墨」。

像這樣企圖強調白色恐怖「只是時代背景」、討論政治是「模糊焦點」的說法，儘管有些欲蓋彌彰，卻也讓各自對於白色恐怖這段歷史擁有認知差異的觀眾們形成不同的距離感。

譬如片中出現喪屍般的鬼差，有人以為是使用暴力刑求的警總特務化身；有人則是聯想到當時被黨國脅迫的「抓耙仔」，過去他們曾經也是鬼，直到被地府（國民黨）收去；或者，有人更可將它視為遠方某個不特定指涉的「威權體制」象徵。因此，即使如國民黨徒許毓仁之流，前來觀看電影之後也不會產生任何一絲愧疚。

當然，根據歷年來相關的影視作品—包括電影《超級大國民》、電視劇《燦爛時光》、紀錄片《白色王子》和《末代叛亂犯》等受難者的故事陳述。要追溯這一切（校園內）恐怖的根源，也就是在那個年代透過特務系統箝制言論自由，導致許多人只因參加「讀書會」就被剝奪青春和生命的幕後最大黑手。或許我們大多會把責任歸咎於當時指示「寧殺勿縱」、「槍決示眾」等公開暴力形式的蔣介石身上，卻很難立即想到：蔣經國才是實際掌控情治機關執行秘密逮捕、秘密監禁、秘密處決的主導者。

關於「白色恐怖」，台灣老一輩的人幾乎不敢多提，無語，安靜，彷彿未曾存在。其重點特徵即在於「所有審判都是秘密進行的」（因此那些受難者的親友都不會知道兇手是誰，後人若想要尋回公道、平反緝凶不易），同時針對所有相關人士一律採「連坐法」不分青紅皂白地開罰。

圖片來源：返校電影版FB

當權者透過國家機器的力量（主要包含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等構成蜘蛛網般的情治體系），製造出綿密的恐怖氛圍，進一步讓人民自我審查、自我噤聲，乃至在每個人的心中都豎起一個「小警總」。不僅要你經常檢查自己有沒有犯了「思想上的錯誤」，還得隨時留意舉發別人，甚至是你的同鄉、鄰居或親友，藉此才能過著安定的生活。

要說歷史定位，蔣經國比他父親成功。一個特務頭子出身的獨裁者，死後竟獲得親民廉潔的形象被老百姓永遠懷念。相較之下，小蔣不太喜歡公開判政治犯死刑，卻會利用外圍打手暗殺反對者，例如陳文成案、林宅血案及江南案。總之他擅於製造周邊的恐怖，卻不會讓你察覺到他就是恐怖本身。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

現實中，談及國民黨「白色恐怖」最令人髮指之處，不只是濫殺無辜、刑求迫害，而更是一種長年壓抑的心理創傷。這些人即使僥倖逃過一死，當他們捱過漫長的監禁歲月、服完刑期之後，當權者仍會透過情治單位特務與警察來進行各種監控、社會關係的隔離（無論找工作或是租房子都很困難），以致身邊所有其他人最後都不跟你往來。

一如紀錄片《白色見證》指稱「政治犯出獄以後，才是真正無形的煉獄」。正所謂「一人坐牢、全家受苦」，甚至對於受難者家屬施予某種精神上的虐待，好比說故意扣住已經被槍決的政治犯所寫的遺書，令其家人永遠活在忐忑中，無法得知自己的親人究竟是否還活著。

有時候，當他們半夜聽到鐵門打開的聲音也都會突然驚醒，因為害怕隨時再被抓走。

如今回顧二十四年前（1995），導演萬仁演繹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直到今日依然有其打動人心的力量。劇中講述政治犯許桑（許毅生），年輕時因參與讀書會而被判處重刑，由於自覺無法照顧妻女，不願拖累而提出離婚，卻導致妻子自殺身亡。許桑也因此終身愧疚，晚年出獄後自我放逐，始終帶著妻子的骨灰罈不願離身，直到心臟病發才決意在生命結束之前，坦然面對那些曾經不堪回首的過去。

於是乎，為了找尋當年因他而遭槍決的故友陳桑（陳政一）的葬身處，以慰其在天之靈，年邁餘生的許桑開始拿著判決書四處尋訪昔日的難友與加害者，只盼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鏡頭前，他拖著顢頇的步伐，孤零地再度踏上這個人事已非、景物不再的台北市街：他來到青年公園，想起曾經血染土丘的馬場町；他看著獅子林大樓，想起自己「經歷過所有的苦刑」及「所有人糟蹋人的方法」的警總保安處；他路過喜來登大飯店（原警備總部軍法處舊址），似乎聽見裡面傳出刀叉的鏗鏘聲，卻令他不禁想起那一天陳桑臨行槍決前沉重的腳鐐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