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搞清楚，林鄭月娥訂立《禁蒙面法》的立法手段，是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禁蒙面法》是很容易破解的。前線抗爭者亦已準備坐牢（甚至死），所以現實意義甚微。發生在10月5號凌晨的其實是一場政變，立法手段比起所立之法，更為重要。千萬不要被誤導，以為「禁蒙面」才是重點。那只是政變的掩護，等於希特勒指控共產黨燃燒國會的那一刻，是行事的包裝和藉口。
香港的前線抗爭者。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簡單來說，《緊急法》是英國總督／中國特首擁有「無上立法權」的法源。只要當權者主觀認為，現時已經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就可以援引這個法源，繞過立法會和一般立法程序，自行訂立當權者「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堪稱「一秒立法」。
政府以此法源推出《反蒙面法》之後，表示這無損一般市民的集會自由，市民不蒙面參與和平示威的自由不變。然而問題並非細節上如何執行（例如甚麼情況可以獲豁免，可以戴口罩之類），而是當權者自行立法，先例一開，就可以訂立更多無限制的「規例」。在《緊急法》的條文中，就清楚訂明總督／特首可以：
封禁刊物和其他方式的訊息流通。
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離境。
對香港實施海、陸、空物流和人員出入境封鎖。
充公任何人的財產。
可以進入任何私人地方搜查，不需要法庭搜令。
可以自行廢止現行任何法律……等等。
以《緊急法》訂立的《禁蒙面法》推出之後，不少自由派人士希望透過「司法覆核」，指控有關作為「違憲」，即違反《基本法》對人民的若干保障，以及違反《基本法》規定的立法機構權力。然而特區政府在程序上還是「合憲」，因為「緊急法」的條文如下：
「任何規例或依據該規例訂立的命令或規則，即使與任何成文法則中所載者有牴觸，仍具效力」
即是特首權力是可以違反《基本法》，而這種違反屬於合符憲法。看到這裡，你們就會看到香港憲制本身就出了問題。非法狀態本身就是合法，違憲本身也被包含在憲政秩序之中。也就是說，總督或特首隨時擁有推翻一切，實行恐怖統治的權力；香港的非緊急情況，才是異常；而緊急狀態，卻是預設。
財金官員多次表示，政府不會使用《緊急法》進行外匯管制，向外資和商界派定心丸。但問題是，這個百多年歷史的貿易、金融中心，其實不具備穩定的憲政結構。也就是說，特首可以隨意增減法律，可以充公私人財產。
這對任何資本家和商人來說，都不會是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敏銳的酒吧業者已經很快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求政府不要打算訂立宵禁令，因為這顯然會令他們的晚間生意毀於一旦。
所以對於香港人、台灣人乃至歐美人，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去重新理解香港。香港悠久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傳統，是否幻覺多於真實，內裡有多少欺騙。
《緊急法》訂立於上世紀1922年海員大罷工，當時香港受到一戰帶來的通漲影響，經濟景氣極低，勞資糾紛出現。中國當時有兩個「政府」，其一是北洋政府，其二是孫文在廣東的革命政府。孫文後期「以俄為師」，國民黨開始介入香港事務，支援海員抗爭，也協助抗爭者成立組織（工會），港英政府於是訂立《緊急法》給予總督無上權力。第二次實施則是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諷刺的是，雖然上一代香港人普遍以中國人自居，如果僅以香港作為審視歷史的主體，《緊急法》訂立和實施，都是為了應付中國兩個列寧政權（廣東護法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侵擾。
因為香港與中國相連，極易被動蕩的中國局勢影響，不管是擴權藉口也好，有必要也好，這條法例進一步確立了香港殖民政府的軍事獨裁本質。
1922年的《緊急法》和1841年英國建立殖民政權的依據之一《英王制誥》，對總督權力的規定可說是精神一貫、一脈相承：港督同時兼任軍政和民政領袖，既是三軍統帥，也兼任行政和立法局主席，對任何法官、官員都有廢立權，可以撓過立法和司法機關的決定。
雖然英國轉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大力削減過憲法中總督的權力，但《緊急法》成功過渡到特區政府，因此特區政府的本質仍然是軍事獨裁制度。至於可以隨意控告示威者使其入獄的《公安條例》，則被末期港英廢除之後，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重新復活。
因此香港進入動蕩狀態之後，一些中共官員會表示，特區政府仍然有很多「法律資源」未用盡。1949年成立的中共國家，到今日仍有很多革命政權性質。
近年中共的新左派「憲法學者」，都熱捧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學說，作為抵抗三權分立、法治、保護個人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理論資源。施密特認為議會費時失事，真正的政治通常（應該）在議會和公共審議之外達成。對他來說，政治是不斷區分敵我，鬥爭敵人的一個「永恆的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論」對近年的中共來說，可能啟發甚深。在對香港的統治上，有關的觀念如影隨形。例如中共通過「人大釋法」來改動香港權力，剝奪港獨及自決主義者的參政權和議席，令某些人永恆失去政治權利，就是一個自2016年以來開始的緊急狀態。只是這個緊急狀態，未必馬上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即使習近平當局未必真的研究施密特，但他們對法律的觀念也是施密特式的。也就是他們認為法律的根源不是神、不是法，而是人。是戰勝者對戰敗者加諸的東西。
而香港的英治遺產，在表面上是自由、法治、民主的信仰，但在暗面卻是由《禁急法》、《公安條例》等「法律資源」組成的軍事政權組合，一個隨時實施「緊急狀態」的政權。與大部分人的看法不一樣，中共和英殖政府並非完全相悖，而有十分致命的相通處。
如果法律有其超法律根源，那麼香港的《基本法》也可能是如此，雖然官方不斷強調《基本法》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包括在取消異見者議席時，也是指控對方沒效忠《基本法》），但中共官方和特區政府是隨時準備拋棄《基本法》行事的。《基本法》對他們的用處在於臣服別人，而不是臣服自己。
在這一刻，不只是中共反現代的鐵血意志被揭露，我們也看到一直延續的香港殖民體系的結構性問題：整個體系對個人、對市民社會的保護，有一個隨時準備實行緊急狀態的罩門，整套貌似與國際社會接軌的體系，因罩門存在，而應該被視為是偽裝。自由必須是100%的才算是。
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應該警醒：香港從憲政秩序到具體操作，都不是自由世界的真正一分子，過去百多年都可視為偽裝。在這裡投資、移民、工作、旅遊甚至說話，都不是安全的，因為它可以隨時充公你、解散你、封禁網路、隨意拘捕和搜屋。這樣的「普遍的例外狀態」已經復甦。
不要被它欺騙了你，香港並不是表面上那樣文明和現代！這裡不是法治國，也不是行憲地區，而是「隨時推翻憲法亦被視為合憲」的叢林。這裡存在一句話就可以將你的生意和組織完全摧毀的一人統治。
作者為香港本土主義者、作家，評論人。關注中國殖民主義、香港主體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