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指的是基於特定原因，針對一群人階層式的差別待遇。這種待遇可以是系統性的直接、或間接的差別待遇；也可以是個人生活政治中，依照刻板印象而進行的差別「歧視語言」、「歧視行為」或是「歧視待遇」。
刻板印象是將群組化的個人嫁接某種特質或概念，「歧視語言」便是將刻板印象提升到社會的層次，並將可能為真、但也可能不為真的語言，作為攻擊、嘲笑的依據。「歧視待遇」是以將群組化的個人嫁接某種特質或概念，來合理化不合理且有階序性的差別對待。
上述種種行為，最終造成長期的資源分配不均、龐大的社會成本支出，或是許多個人的心理焦慮。
歧視的種類包羅萬象，只要人可以被歸為不同的類別，就容易有歧視發生。這包含最常見的種族、階級、性別；也包含膚色、年齡、親族、犯罪、肢體、外觀、國籍、疾病、生育能力，以及許多其他面向。每一種歧視有其類似之處，也有其特定的分類方式，類比時應謹慎，以避免二度傷害其他族群。
台灣當下有非常嚴重的三重歧視——種族、性別、與職業的複合歧視——稱之為「歧視三明治」。這些歧視三明治也並非只存在於政治人物的失言，而是經過選民的容忍及篩選而來。如果我們有能力創造一個不應歧視他人的環境，也才能讓政治人物警惕不應說出不尊重的言論，並進一步避免其推出制度性歧視的政策。
這才是真正根治政治人物失言問題的方式，因為這些政治人物很大程度上，是我們長期容忍下的產物。
日前韓國瑜將移工稱作「雞」。圖為今年5月部分挺韓人士，以行動據母雞帶小雞聲援韓國瑜選總統。 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以分類鞏固「我」的位置
近代系統性的種族歧視論以法國哲學家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最為出名，他認為亞利安人（白種人）是優越於閃米爾人（西亞）的種族，閃米爾人的智商是發展不完全的，他們的環境與種族決定了這個種族的劣勢。
這種殖民時期的種族階序與種族決定論，正是合理化了歧視的條件——當權力者／統治者認為自己比被統治者更了解被統治者需要什麼，被統治者便只能等著被制度與行政機器宰制。
台灣亦不外於世界殖民史與拓荒移民史帶來的歧視觀。姑且不論荷蘭、清朝、日本殖民等時期各項歷史文獻中可查證的殖民擴張，中華民國帶給台灣的，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移植。
國民黨政府早期透過外省、本省籍貫分類考試制度，以及歧視本省人的公務工作機會，來鞏固其外來政權性質；也透過學校與傳播系統，貶抑非北京話的語言。同一時間，透過土地剝奪以及不均的社會資源配置，產生對原住民的制度性歧視，此外，本省人也延續清朝時期以「番」「青番」稱呼原住民，作為難以溝通者的汙名稱呼。
台灣民眾所追求的解殖，不外乎是正視並修正過去這些族群創傷。五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新移民）在現今台灣社會的交織特性，讓族群交融似乎往正向的方向發展。但我們亦必須承認，五個族群除了一再被選舉號召，依然存在著不對等的社會經濟位置，與一再被固化的刻板印象。
另外，台灣民眾對於新移民及東南亞移民、移工不禮貌的稱呼與理解，也反映了我們局限於「主流—邊陲」的二維邏輯。透過差異的門檻、不當的言語及不公平的制度，排除其他膚色的人平起平坐的機會。
這幾年隨著台灣對移工的需求成長，膚色的歧視也跟著崛起。這正是「台灣人模板」集體焦慮的展現——透過歧視，再固化其「台灣人模板」位置。同樣的，外省族群對於台灣閩客族群的歧視言論，亦是源自其「中國正統」的離散焦慮。
我們應肯認不同族群對台灣的貢獻，才能真正的開放心胸交流。圖為台東開齋節慶祝活動。 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資源配置是制度性的歧視
資源配置是制度性歧視的根源。
當外籍移工席地而坐在車站時，我們應試問政府是否有規畫足夠的公共空間；當我們不理解原住民族的各項政策保障，我們亦應思考整個土地為本的生活系統在殖民擴張的掠奪下，是否還有可能改進土地自治使用與管理的政策，以提供想要繼續復育在地生活文化的族群，可以延續其文化傳統的社會經濟機制。
而想要在漢人為主流的社會中立足的個人，也能夠免於漢人社會已留存長久的積累競爭。這些行政與實體資源的重新配置，即是為不同族群的個人創造可能的「選擇」，而非活在他人強加的模板下。
當我們排斥「中繼住宅」與「社會住宅」時，我們應思考社會是不是欠這些人一個拉他一把、協助他們重新站起的機會。我們不需要否認台灣當下對於財富與身分的崇拜，更不需要刻意抹除職業階序的排行；但我們應該在制度與社會福利上，促進對每一種職業身分的平等對待。我們更不應該把想像中的競爭黑名，加諸在同樣有身分證、同樣繳稅的移民身上。
當一個族群在政治上「被缺席」、在經濟上受限制、在生活上受欺壓，便會產生相對的剝奪感。例如，在家父長制的思考下，個人不能接受其他女性從事生育以外的生產性工作，透過「在家帶小孩」限制女性的經濟自由。又或者，透過社會機制分類男女性的學業追求、體格發展、玩具及故事書等等，分化男女發展的潛力，並固化家父長機制賦予的性別角色框架想像。
追根究柢，這種深植於部分人心中、「女性作為附屬的性別」的思考，順理成章將生養養育之責推卸到女性上，而這也是滋養男性優勢長期累積的根源。於此同時，對於事業成就或經濟情況較差的男性，社會也因此賦予他們失敗的標籤。家父長制的汙名不單單作用於女性，也令男性產生陽剛焦慮、壓抑個人發展。
9月6日，台北市長柯文哲脫口說「陳菊是比較肥的韓國瑜」，引發失言質疑。 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放下汙名思考，才是真正的尊重
近期有政治人物發表肥胖言論且不道歉，便是將「肥胖」描述為中性的名詞，藉以合理化其歧視語言。殊不知，當一個中性名詞可以被用來攻擊他人時，該詞便轉為汙名標籤，不再是單純對於身材的形容。政治人物的失言，更反映了社會對女性身材的嚴格標準，這種嚴格標準卻極少被拿來檢驗男性政治人物。這種汙名思考，正好纏繞著對於個人身材、對於女性施加壓力的歧視。
另外，「雞」一詞更是對性別與職業的汙名。姑且不論其針對性工作應否合法的態度，將性工作者比喻為諧音動物，是公認不尊重的稱呼。同時，此類將廣大移工群體嫁接上少數違法工作的遊客，並比為諧音之動物，是對於職業、性別與種族國籍三合一的歧視三明治。
如果我們真心要與「南向國家」合作，那我們對於「南向」區域及民眾的理解必須有所調整，除了區域研究超越單純為了資本服務，更要深入文化中可共鳴的要素。如前段所述，我們應避面用歧視鞏固自身的階序觀，反而是放下成見，才能真正認識一個新的個人、探索一個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放下汙名思考，才是真正的尊重。
日常中避免歧視三明治
我們確實難以逃避第一印象以及社會對於特定族群的標籤，來作為過於簡單而疏忽掉真實認識的理解方式。
對於認識新的人與族群，我們要超越第一印象，使用對方可以接受的語言稱呼。例如普遍台灣人不喜歡被叫做Chinese（中國人），而是Taiwanese（台灣人）或是Formosan（福爾摩沙人）。
又或者，性別上有男、女、雙性、以及其他個人偏好的性別稱呼。逕自以「人妖」一詞稱呼他人，就是將男女的二元性轉換到個體身上，認為「非男非女」即「妖魔鬼怪」。然而，我們應該要超脫二元、男女的思考，接受一個個人對於自己性別的展示，用對方接受的語言理解其性別。
語言框限了我們思考的方式，因此，這是在避免我們再強化我們使用的詞彙中，特定的汙名連結與其帶有的貶抑。相反的，透過對方認同的稱謂，是在強化特定詞彙中的認同與尊重。
台灣民眾也許了解技術上的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或是民主制度的進程，但我們必須清楚的認知到，我們並不比別人更了解他們自己。我們可以透過學習，成為對方的夥伴，從合作而非壓迫中找到出路，才能避免邊陲與主流的鬥爭。
我們應鼓勵文化上的表達、語言的尊嚴、肯認不同族群對台灣的貢獻，才能真正開放心胸交流，而非活在「某某人選上即是中華民國亡國」、「進口外配」這樣的我族焦慮。
現今各級學校也都在追求國際交流，其核心的精神是以「學習」來理解不一樣的文化與族群。在全球新激進右派崛起的時代，我們應追求解放的文化與實踐深刻的分析，而非陷入於支持或反對政治正確與文化相對主義的戰爭，我們更不可以讓歧視的語言侵犯對於人性尊重的基本底線。
無奈的是，種族、性別、與職業交織的「歧視三明治」，依然是台灣當前最尷尬的日常。而我們都是共犯。
本文原題〈「歧視三明治」：當明目張膽的歧視成為台灣日常〉，圖文經鳴人堂授權轉載。
高雄鹽埕人，樸門設計學習者，大學念農企業與園藝，現為地景建築研究所碩士生。以雜食者自居，喜歡探訪地方飲料與美食，觀察並記錄空間裡的隱喻和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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