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終於同意正式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企圖止息已經蔓延燃燒近三個月的抗議運動。如果是6月9日103萬人遊行，或者是6月16曰200萬人遊行時，就有這樣的斷然處置，香港政府很有可能不會面臨如今難以收拾的殘局。
香港政府採取硬強姿態。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香港政府採取硬強姿態，自恃警察武力、司法檢控、黑道就可以壓制反對聲音，才讓單純的反送中演變為香港人全面抗暴行動。為何香港政治人物一再地誤判局勢？問題的關鍵在於林鄭不是真普選出來的領袖，她不代表香港人，也無法代表香港人。
在林鄭宣佈之後，民主派議員與示威者的「民間記者會」都提到這點：近三個月來，已經有上千人被捕，其中有71人被控可以處十年的暴動罪，有三隻眼睛已經永久殘廢，更有八位香港人選擇了自殺。這樣巨大的社會代價是並不是執政者的些微讓步所能彌補的。
事實上，在6月12日的金鐘立法會抗爭，警方就發射150顆催淚彈，還從醫院與救護車逮捕受傷人士，再定性為暴動。反對運動就立即升級，提出了「取消暴動罪指控」、「釋放被捕者」、「調查警方暴力」的訴求。
在石破天驚的七一佔領立法會之後，「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之訴求浮現，延續了雨傘運動未完成的志業。連同原先的撤回修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成為了這場去中心化、沒有領導者運動之共同心聲。
「被送中」的恐懼與威脅感，是一開始驅動反對運動的力量。但是從六月中之後，示威者越來越是基於義憤，尤其是警方動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以及與黑社會勾結的情事。
如果沒有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的無差別攻擊事件，就不會各部門公務人員紛紛用證件表態，以及8月5日的三罷（罷工、罷學、罷市）。如果沒有8月11日警察用布袋彈打殘女急救員右眼，就不會有12日與13日大規模的「警察還眼」機場集會，導致接連兩天班機取消與延宕。也由於8月30日大搜捕，警方捉了本土派、自決派、民主派的代表人士，才有隔天成千上萬人無視禁令參與了港島的遊行。
執政者無視沸騰民怨，以為國家鎮壓機器就可以達到威嚇效果，結果適得其反。這段期間以來，香港人的膽量變大，前線示威者也學會更靈活敏捷的勇武抗爭方式。在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在金鐘丟出了89顆催淚彈，當晚網路上到處流傳解放軍坦克車已經出動的假消息，當時佔中運動領袖與學生急忙勸退群眾，要求「擇日再戰」。
如今，警察的催淚彈已經是如同香港人所說的「放題」使用，而前線的「滅火隊」也發展出一套迅速有效的處理方式。中國官員與軍事將領殺氣騰騰揚言「止暴制亂」，對付他們所謂的「恐怖主義的苗頭」；但是香港人似乎已經看穿這樣的恫嚇伎倆，「跪求解放軍出動」成為網路流行的話語。
「白色恐怖」過去並不是香港人常提到的詞彙，但是隨著警察武力的無節制使用，這樣的感受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日常經驗的一部分。從七月之後，抗爭現場原先前的港島區，蔓延到九龍與新界，深水埗、黃大仙、元朗、沙田、天水圍等社區居民，直接感受到了催淚彈。也由於警察的濫捕，只是要走得慢的街坊都有可能被捕或被打。
香港地狹人稠，商場、地鐵、天橋等公共空間，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暴走的警察卻將這些場所變成為流血的殺戮戰場。
7月14日沙田遊行被警方多面包抄，最後成為新城市廣場的「困獸之鬥」，嚇壞了許多中產階級消費者。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站施暴；8月11日，警方在葵芳站與太古站追殺逃離現場的示威者；8月31日，警察更是在太子站瘋狂施暴，毒打所謂「偽裝成市民的示威者」。
這些流傳出來的影像十分具有震撼力，地鐵乘客、商場購物者、社區居民都可以感受到「警察國家」的切身體驗。
居民都可以感受到「警察國家」的切身體驗。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香港政府聲稱示威者是「暴徒」，有些前線勇武派用磚頭、棍棒、汽油彈與其他自製武器攻擊警察，也是事實。但是正常人都可以理解，濫暴警察與暴力示威者之間有巨大的武力差異，警棍與雨傘的傷殺力不能相提並論。
更何況，就算是最勇武的示威者也不會浮濫使用暴力，他們往往是針對落單的警察。但是警察所擊發的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布袋彈，甚至是一般子彈，卻是不長眼睛。管你有沒有參與示威，一樣有致命的殺傷力。這也是為何一般市民開始厭惡警察，許多社區或是商場都宣佈不歡迎警察進入。
香港淪落為暴警橫行的城市，追根究柢的原因是因為香港人沒有自由，他們的政治領袖是對北京負責，而不是服務廣大的市民。《送中條例》的爭議，只是這場盛大的「香港憤怒之夏」的一椿意外導火線。在此之前，銅鑼灣書店事件、議員DQ、一地兩檢等爭議也是源自於相同的中港矛盾，只是沒有演變成為全民抗暴。
一國兩制所允諾的五十年不變與高度自治不斷地被掏空，這是香港人的具體感受。在未來，就算沒有了《送中條例》，類似的威脅仍是持續出現。日前，中國官媒才提到，在風波平息之後，香港要全面推動國民教育。這樣的作法不正是再度引發家長與學生對於「洗腦教育」憂慮，催生二次反國教運動？
香港人怒火無法平息，關鍵即是一國兩制之結構性的矛盾。渴望民主自由的城市與日益走向法西斯極權的國家，是無法和平共存的。就這一點而言，香港的獨派人士顯然看清了真正的本質，因為他們宣稱「只有兩國，才有兩制」。就如同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香港憤怒之夏」終會有結束的一天，但是這樣的體悟，卻可能是運動留下來真正的遺產。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