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香港以來每個週一早晨都要看見示威遊行的新聞，最近甚至週間也有。每一次示威遊行進入尾聲時的衝突越來越激烈，警察暴打市民越來越明目張膽，年輕人的抵抗也越來越視死如歸。
香港。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而混亂中總有人拉旁人一把，陌生人用水幫忙清洗被催淚彈胡椒水波及的裸露皮膚，隨手抓來的衛生紙壓住鮮血不止的傷口。示威者身心都是傷，深夜返家時分，路旁有人發送食物車票互道加油。地鐵列車長要擠不上車廂的人別擔心，下一班很快就來了，一定會把你送回家……我看得淚水直下，覺得不能再多看一條如此令人感動卻又心碎的新聞。
昨晚見面的一個香港記者今年剛離開學校開始工作，他不上街不在任何社群媒體上發表任何意見，也不和朋友討論，但和所有人一樣憂心絕望，他有自己的方式去表達或是支持。提及一日母親要他參加和母親在政府行政單位工作的同事聚餐，席間一群六十多歲的長輩盡是批評：怎麼可以打破立法局的玻璃？怎麼可以破壞立法局的家具？怎麼可以在裡面塗鴉？不像話！和所有家裡有韓粉或是深藍長輩的台灣人一樣，他一言不發在異度空間裡扒完飯，盡完晚輩的責任，心裡想的是，你們根本不想知道為什麼。
回家時電車因為遊行停駛，我們只能搭地鐵到銅鑼灣再走回跑馬地的家。出了地鐵站我們先繞到先前示威者聚集的 Sogo百貨前看看。交通仍然管制，但示威者應該都趕往上環支援了，只剩零零星星要回家的人，白色塑膠電線束線帶牢牢綁好的路障，還擺在好幾個路口。
走在沒有車輛的銅鑼灣，路燈看板一如往昔把銅鑼灣照的跟白天一樣刺眼，商場的冷氣還在轉，由於已經入夜人煙稀少，即使在空曠的大馬路中間也可以感覺到些許商場大廳傳來的冷氣。在香港最繁忙的商業區高樓大廈之間穿梭，身邊卻空空蕩盪是一種荒謬不真實的感覺，令人心慌。香港明天會如何？這個應該要保護市民的政府在裝死，不管是依北京指示行事，或是特首林鄭揣摩上意自作聰明，結果是一樣的，就是完全無視市民的訴求安危，放任黑道黑警瘋狂攻擊市民，置市民的生死於不顧。
如今尚且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旗幟高舉，以後呢？走在港島最繁華的銅鑼灣，我竟感覺行於廢墟之中。
回到家打開電視正是上環鎮暴警察攻擊最猛烈的時候，畫面上盡是煙霧瀰漫，聽見的是槍聲隆隆。鎮暴警察每丟幾個催淚彈，就看見蒙面帶著手套的年輕人一躍而上，或是徒手把煙霧彈丟回去，或是拿著寶特瓶試圖澆熄，或是用交通三角椎蓋住再連忙跳開。
這和天安門有什麼兩樣？我悲觀地想著，只差沒有機關槍和坦克罷了。而機關槍坦克也許就在香港的某個角落，打算伺機而動。然後槍林彈雨，就會毀滅這些年輕的生命。
這些在催淚彈煙霧中穿梭的年輕人，拿著雨傘木棍，臉上是陽春防毒面具，盾牌是三夾板或是路邊隨手撿起來的交通指示牌，其中還有一個大型炒菜鍋蓋。大概跟媽媽意見不合，索性把鍋蓋帶出來遊行，我看妳怎麼在家跟沒事一樣炒菜煲湯！我對自己竟然有這種近乎喜劇的推測感到不可思議。
有些年輕人的背包裡，除了一敲就會破的塑膠頭盔和紙口罩，還裝著寫好的遺書。
警察將示威者按倒在地。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就在香港幾乎可以用烽火連天形容的時候，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推出一個親中的總統候選人，一個到香港訪問時去中聯辦卑躬屈膝，椅子只敢坐一半的候選人。他從未對香港表示同情， 他說兩岸和平協議無可避免，他在台上高舉雙臂，聲嘶力竭用文革式紅衛兵式的語言煽動群眾。
而在我們的首都台北，市府用超高效率拆除不過幾張無害的撐香港的便利貼連儂牆。依法行政，對香港也從沒鼓勵的首都市長一定要這麼說的。畢竟，在兩岸一家親的市長口中，香港人幾乎是拼了命頭破血流的示威遊行，不過是個小波浪，他不會因此見風轉舵。
對中國友善的政客口口聲聲說我們要照顧中配，的確，他們來了成了家人我們理當照顧，那麼為什麼我們不需要照顧在台灣的香港人？你們不是說著大家都是中國人嗎？香港學子連要一個抒發心情的空間的卑微願望也不被允許，而我們的日常是看見有些中配大搖大擺在街頭揮舞五星旗，甚至開口辱罵動手打人。
想到這裡，對中國人這個詞更加反感了，但其實那應該是個中性的詞不是嗎？跟美國人，澳洲人，新加坡人或是日本人是一樣的，事實上卻是如此的不一樣。
我一直懷疑六月中以來的每週遊行，會不會隨著入夏後的40度高溫漸漸失去力道，但我錯的多麼厲害！這個濕熱令人難耐出門兩分鐘就要汗如雨下的夏天，已經成為香港人刻骨銘心畢生難忘的生死交關，即使是50度高溫，如今我萬分確信，他們還是會拿著雨傘木棍鍋蓋奮鬥，上街吃催淚彈塑膠子彈，無懼黑幫黑警的藤條警棍痛毆。
漸漸的，一些政府部門的公職人員開始挺身而出，譴責政府的公開信猶如骨牌效應般接踵而來。遍地開花各地分別示威遊行之後，八月五日將會有更大型的罷工集會，號召在七個地區同步進行示威。這是要讓警察疲於奔命吧？兩百萬人一場的遊行也許很難再現，但動輒十萬至今對香港人已是茶餘飯後，他們週一到週五上課上班，週末上街保護家園。
香港，請妳一定要好好的，台灣跟妳站在一起，也謝謝妳用生命告訴我們，什麼是對家和對自由的愛。
作者曾任路透社駐台灣及新加坡特派員，住過印度六年出版過一本書，目前在香港和普羅旺斯之間如候鳥般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