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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共黨政運作的人大抵理解，「宣傳」與「政協」是統戰工作兩把利刃，前者扮演洗腦的作用，後者則是落實組織的功能，兩者巧妙搭配成效匪淺。在美中經貿大戰趨於白熱化與兩岸關係詭譎之際，輿論戰遂成為北京銳實力攻勢的矛頭。
直白說，這些統戰作為幾乎已達飽和狀態，藍營政客與學者的言行也到了毫不遮掩的地步。這可從5月舉行的「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的性質、藍營政客與媒體人在海峽論壇的發言，以及高金素梅以台灣少數民族代表者提出「5點倡議」的立場，與傳播學者到央視痛批執政黨的態度得到解釋。中共黨媒業績不斷，政協主席汪洋的手似乎也握不停。
在批判「立法委員不在立院問政而跑去交心表態，傳播學者不在學校教書卻上中共黨媒嘴自己政府」此一亂象時，也必須從北京近日的媒體政策與政協功能角度切入，方能一窺中共黨政的巧門以及藍營人士心思。
掌握輿論才能鞏固統治正當性
為了記取昔日蘇聯解體「和平演變」的教訓，同時也從茉莉花民主中得到經驗，習近平掌權以來，對媒體以及網路的掌控日益嚴密。
威權體制堅信，掌握輿論的陣地才能鞏固統治正當性。換言之，媒體不僅成為個人崇拜的化妝師，並發揮「黨的喉舌」的使命，遂行政策宣傳與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必要的時候也成為統戰利器，亦即達成「宣傳黨與領導人的正面形象，醜化敵人的灰暗面本色」的效果，同時避免政敵與民運份子透過「高級黑、低級紅」的形式妄議中央的大局與政策。
深入觀察，即可理解中共近年來對於掌握輿情的關切程度。「中國網路安全領導小組」於2014年成立時，習近平在會議上隨即宣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北京顯然已將網路輿情置於國家安全的高度。
此外，為了進一步落實網路維穩政策，在國安委與網路安全小組的指導下，中共陸續成立了中央網信辦（黨）與國家網信辦（國務院），為了確保一線工作的推展，中共更積極進行人事部署，這可從去年8月讓網信辦主任徐麟出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以莊榮文接任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主任的人事調動得到解釋。
這樣的人事布局近日已有具體成效，知名中國財經媒體《華爾街見聞》6月上旬遭網信辦查封，環球老虎財經、金融街偵探、雲掌財經等中國多個財經自媒體帳號也遭封鎖。原因很簡單，在美中經貿戰方興未艾、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加溫下，豈能讓輿論戰場拱手讓出並成為維穩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政協作為「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平台，與人大分別扮演法律認證與政治背書的橡皮圖章功能，習近平年初的5點講話提出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方針，試圖將兩岸政治談判置於政協架構中，為了營造此一政策已經開始啟動、運作的假象，汪洋的角色日益重要；這也是政協主席先後在「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發表對台談話，以及接待高金素梅成為統戰樣版的意義。
被民族主義凌駕的民主價值
在黨媒不斷洗腦播放汪洋接見台灣各界人士的畫面，同時搭配台灣媒體人黃智賢與立委沈智慧在海峽論壇上的言行，以及世新大學副校長游梓翔在央視發表的對台負面評論，對於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不明究理的中國民眾而言，必然產生「中央與領導在對台政策取得重大成績，民進黨與台獨份子是不得人心的壞分子」的標籤形象。
在中共嚴密的媒體監控下，黨媒的報導就是認識世界的有限渠道，真相為何從來無法從內部得到驗證。與事實差距甚大的發言與評論，讓中國輿論誤以為這些政客在台灣具有代表性與權威性。不可否認的是，官方操作的「台灣來的名人都認為中國夢值得追尋，台灣人自己都痛恨民進黨」的策略頗有成效，兩岸民間的的對立不斷升高，北京意圖片面改變現狀的責任也被巧妙地模糊與轉移了。
為什麼這些人願意這麼做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許只是心理學上的描述，推崇「民族主義」甚於民主價值，恐是最真實的寫照。
在這些人心中，中國民族想像與認同遠超過台灣在地的生活經驗與民主實踐，否則怎會對一個威權政體百般屈從或毫不保留的接受？
這些人看不見中共政權對於人權與新聞自由的戕害與壓制，所以才會在央視上振振有詞批評我國政府的對中政策。這些人不明白什麼是「社會信用制度」與「新疆再學習營」，否則為何發言不僅與中共官方說詞如出一轍，而且充滿恫嚇威脅之詞。
此外，「制度套利者」則是人性另一面的解釋。據何清漣在其著作《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一書中的解釋，所謂「制度套利者」，是指這些人明知道共產黨政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等權利，卻利用自己身處西方社會，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言論自由這一便利，幫助宣傳紅色極權政治，以此建立聲望並獲得名利；「物質誘因」恐是另類但充滿現實感的行為動機。
本文原題〈紅色套利者：為何藍營學者與政客總跑北京刷存在？〉，圖文經鳴人堂授權轉載。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致理科大及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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