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日，將在香港政治發展史中留下許多印記。由於特區政府早已透過情報蒐集知悉市民將包圍灣仔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權貴們被迫乘船改在室內觀看典禮的進行。
示威者進佔香港立法會後，用便利貼貼上滿牆的訴求。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縱然久未公開露面的特首林鄭月娥態度看似低調、發言聽似誠懇，政府重申已經「停止」（而非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並否認有將612的鎮壓定性為暴動，然而姿態性的語言並無法有效地回應市民的具體訴求。香港的局勢已經惡化為政府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這具體地反映在遊行人士大喊林鄭下台、特區區旗被降至半旗等。
局勢多變而信息紛雜，總結是次七一遊行有以下重點值得關注：
首先是潛在的衝突地點，包括早前兩次受包圍的灣仔警察總部，以及西環中聯辦前均沒有衝突發生，尤其是示威者沒有再次於警察總部外集結，降低了抗議與對抗的風險。而市民亦有意地沒有將焦點指向此次修法的幕後支持者北京，可以說是明智的克制結果，避免了出動解放軍直接介入的藉口（幾乎不可能）。
其次是參與人數非常難以事先估計，因為遊行前夕陸續有另外兩位市民選擇以「反送中」為理由之一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一般亦認為必須要再次上街才能加強對政府的壓力，因此增加了市民遊行的意願；但是另一方面，適逢三日連續假期、天氣酷熱難耐，過去幾周的遊行可能也造成參與疲勞，最後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稱有55萬人參與，較去年多出十倍，更是2003年以來最多（警方則指有19萬，亦為2005年以來最高），顯示民怨仍沒有消散。
第三是繼續營造氣氛粉飾太平，建制力量（包括各類社團、商會以及鄉紳與漁農界勢力等）繼續在遊行出發地點維多利亞公園等地進行「反動員」（countermovement），也在維多利亞港派出多艘懸掛支持政府與警方標語的大型漁船不停圈巡。這種傳統的方式重點不在人數與聲音上勝過對方，而在保持一種在對外宣傳上「偽裝的多元平衡」，事實上不但擾民（渡海的天星小輪受阻、港鐵暫停了金鐘與灣仔站的營運）且成效有限。
第四是示威者進佔立法會的事件，我認為這是一場由政府設計的局，目的在爭奪香港社會的民意走向，不應與台灣於2014年因為「服貿」爭議所發生的太陽花事件比較。
其間有非常多令人難以理解而值得關注的情況，首先是示威者是在與警察完全沒有正面衝突的情況下藉由損毀玻璃與鐵閘的方式進入立法會大樓，也就是說原先數百名居守勢配備長槍以及各類防暴設備的警察早已自動撤出，放任群眾進入；其次，跟隨示威者進入立法會議事廳的包括大量記者與議員，除了塗污區徽與因為憤怒而毀損歷屆立法會主席相，以及在議場中放置抗議標語，難以說是「大肆破壞」。
特區政府對於所發生的可能情況顯然早已有所預備，在策略上包括避免在白天與示威者有正面的衝突，選擇在晚間近十二點才以優勢警力清場，以減少更多市民的同情與加入。清場行動也大致順利，除施放少量催淚彈外，示威者在佔據立法會約三個小時後已經自行撤出，在重開馬路時也沒有激烈的流血衝突發生。
第五，警權仍舊缺乏有效制衡，幾乎所有清場行動中的警員其編號均被背心遮蓋而無法辨識，仍存在集體毆打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示威者情況，這對於想要有效監督警察濫權、改善警民關係的嘗試都淪為空話，特區政府堅拒針對「612鎮壓」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違逆了大多數主流傳媒與民意的意願，現有的監警會缺乏制度的權力與民眾的信任去達到任何具體的調查結果，其組成成員也被批評為傾向建制、不公正。顯然政府沒有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學習到任何積極的經驗，只是一昧加重打壓，令民眾失望。
總結，今年七一所發生的衝突事件，再次印證了今日的林鄭月娥政府已經失去了有效管治香港的能力，其主要官員與行政會議大量地沿襲了上屆梁振英政府的成員，被動保守的氣氛濃厚，在上任之初即被稱為「梁振英2.0」，只可能在任一屆，但是一方面在北京的強力支持下，另一方面北京仍未準備好繼任的人選，因此仍不會中途辭職下台（從來沒有未任滿一屆就跛腳下台的先例）。
目前特區政府的策略手法沿襲自2014年的雨傘運動，即是「以時間換取空間」，運用「拖字訣」與法律戰等待民怨自行消散，算準了九月開學後就難有年輕人罷課參與大型的示威，在暑假期間只要林鄭月娥一手低調避免錯誤，以爭取民心；另一手強硬，支持警察，刻意營造示威者進佔立法會「破壞民主與法治」的負面形象，就有可能度過政治危機。至於政府說要加強與青年對話則完全是空話，可以預期除了加強相關政策研究的經費與照例出版幾篇顧問報告，不會改變政府施政的思維。
儘管近期發生了多次大型的遊行與社會衝突，香港仍是一個「馬照跑、舞照跳」的城市，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地方的幸與不幸。一方面對抽離的民眾而言其生活繼續有效運作；另一方面，香港仍舊未能爭取到其所應得的民主改革，部分也歸咎於政治冷漠以及菁英們隨時可以離開的選擇。
香港的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已經較2014年雨傘運動時更為進化，特區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此刻正在進行民意爭奪戰，沉住氣、保持對政府的壓力與監督才有可能在「後反送中」時期取得成果。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