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韓國瑜近來陷入連遭國高中生以各種形式當面嗆聲的窘境。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現在是台灣各地國高中的畢業潮，韓國瑜卻陷入屢屢被學生用各種方式嗆聲的窘境，從「選總統很可笑，不要讓你的感性壓過理性」，到「溜之大吉」後，學生最新的行動是拿著一本書名為《為什麼愛說謊》的書與韓市長合照。這種一葉知秋的政治效應，無形間突顯了韓國瑜的道德危機，對其參選總統的正當性必然造成巨大衝擊。
政客好說謊話似乎司空見慣，但是可以把謊話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文宣，或是作為造神與政治動員的工具，則需要與生俱來的天賦；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更是箇中高手。我們可嘗試從戈培爾彼時的經歷，及其宣稱的謊言藝術進行梳理，有助於認識當下的韓國瑜現象。
謊言的藝術
1933年，希特勒及納粹黨執政後，戈培爾隨即被任命為宣傳部長。上任後第一件事即是將納粹黨所列禁書焚毀，他對德國媒體、藝術和資訊的宰制隨之擴大。在納粹統治下，昔日市民社會所擁有的自主性全然窒息，因此喪生了反省與批判的力量，這對建構極權政體的統治基礎創造了條件。
戈培爾之後也展現了宣傳工作的巨大成效，在他個人的主導下，總能為第三帝國與希特勒創造許多政治神話，蕾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納粹德國與柏林奧運所拍攝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應該是最鮮明的個案。她巧妙地透過運鏡所呈現的鏡頭語言，將日耳曼神話、納粹壯盛軍容、雅利安人強健體魄與硬體設施融合一體，進而以政治社會化過程，將德國人民變成馴服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戈培爾也為重要戰爭宣傳角色之一，不斷對國民展開宣傳戰，同時美化了德國參戰的正當性。即便德國已經瀕臨戰敗的邊緣，他卻運用了盟軍對德國「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進一步藉由群眾的集體恐懼心理與仇恨態度，最終以「全民戰爭」或「總體戰」為名，選擇與第三帝國同歸於盡。這樣的劇情在電影《帝國毀滅》中一覽無遺。
直言之，有效掌握群眾心理並將各式謊言鑲嵌期中，正是戈培爾出色、卻帶有毀滅性宣傳工作的關鍵。
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謊言的代價
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多數人對於政治的理解都是直觀且感性的，他們透過媒體所接收的資訊進行自我解讀，過去的問題在於資訊有限易於操控，當下的問題則是訊息爆炸難以分辨真假，當經濟社會遇到瓶頸或矛盾時，群眾更容易陷入無從判斷無所適從的狀態，這也為民粹人物以「救世主形象」形象創造登場條件。
這類型的人物，善於將所有複雜問題「最大簡單化」，韓國瑜用「又老又窮」概括高雄面臨的複雜問題，再用「人進貨出發大財」作為解決手段，乍看之下簡潔又有力，但除了製造群眾動員甚或對體制的仇恨外，本身就是空無一物的幹話。然而在特定媒體的簇擁造神下，這些空洞口號卻成了「植入晶片」的效果，並在選戰中發揮最大功能。
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韓國瑜在選前透過「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口號，試圖營造拚經濟的形象，但是卻又在許多場合的談話暴露其「接受九二共識」、「經濟靠中國」、「南南合作」的真相。
當選市長後，再以「賣水果」作為出訪港澳與中國的形象，並會見中聯辦主任此兩岸交流政治上的禁忌，然而韓國瑜刻意透過「平凡的邪惡」之語境以及選擇性的直播，經由「交朋友、賣水果」等話術製造出「真相就在現場」的臨場感，在有限度的訊息中，半真半假地隱匿閉門會議的真實現場，最後便是以謊言取代了事實。
謊言重覆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覆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
韓國瑜在高雄市政上始終未投入真正心力，因此只能在議題操作與議題操作失敗的循環中，炮製「卡韓」或「被打壓」的形象，用此轉移「無心市政、圖謀大位」、「高雄搞不好，台灣怎會好」的困境。
這是一場精心的騙局與布局，打從又老又窮時就埋下了未來跳脫戰場的伏筆，為了避免坐困高雄露出馬腳，只好一再擺出「庶民總統願意為台灣粉身碎骨」的悲情形象。近日，韓國瑜一句「權力中毒症」，經特定渲染後，不明究裡的韓粉即認定被打壓即是真理，韓國瑜唯有突圍而出，才能拯救台灣、解放高雄。
諷刺的是，這麼簡單的道理，高雄的國高中生都以實際的行動揭穿「國王的新衣」，韓粉就是不願意醒來。
人民選擇了我們，現在是他們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因為戈培爾的這句話，才讓台灣相信公民社會與民主價值的人，在街頭抗議紅色媒體的負面效應。然而，面對輿論的質疑，韓國瑜竟以「破壞第四權」作為回應，韓國瑜現象或許就是台灣人民需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致理科大及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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