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中出現濫權與無賴行為時往往背後有其結構因素，但人們傾向看到眼前的惡行就憤憤不平，而忽略背後更大的結構問題，「中天」新聞台的爭議就是典型例子。
日前NCC公布「108年3月電視新聞報導觀測」統計結果 ，其中「中天」在政治人物的報導秒數中，高雄市長韓國瑜竟然就佔了將近9成，高居該報告所觀測的11個電視台與5個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名。這份報告以數字印證「中天＝韓天電視台」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然而，遺憾的是，從去年九合一選舉前至今，中天偏頗的韓流報導仍無收斂跡象，中天宣稱這是新聞自由，有人愛看，而中天服務這些韓粉乃是符合台灣多元社會的特性。
日前NCC公布「108年3月電視新聞報導觀測」統計結果。圖片來源：NCC公開報告
針對中天的造神，有網友發起「新聞頻道轉台運動」，也有網友發起「拒看中天運動」。雖然在網路上看來引起很大的迴響，但卻對中天的「韓流」報導沒有影響。相較於五年前頂新集團爆發假油事件後網友發起的「滅頂行動」所造成的頂新集團鉅額虧損，為何拒看中天的效果會如此不同？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台灣僵化的電視產業結構談起。台灣有線電視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分別是頻道商（約121家）、頻道代理商（7家）、系統商（約65家，大部分業者分屬於5家水平整合多系統經營業者MSO）。頻道必須在系統台上架才能成為觀眾遙控器上的選項之一，而要在系統台上架就有賴於頻道代理商的協助。頻道代理商的工作就是幫頻道商找到系統上架，並協調頻道與系統業者之間的授權金。
在台灣這樣一個頻道商多、系統商少的「系統商買方市場」，頻道代理業就演變為由具有系統商背景、或與系統商有結盟關係的業者兼營的現狀（指的是凱擘集團、中嘉集團、年代集團）。這樣的結構可說是一種近乎垂直整合的結構，只要頻道代理商和系統商能維持該頻道的上架，頻道就有來自系統商穩定的權利金收入，消費者是否滿意該頻道並不是頻道生存的關鍵因素。從這點來看，就可理解轉台運動並不會有太大作用，因為消費者轉台對該台的生存無法構成壓力。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則是基本頻道過多的制度。所謂基本頻道指的是訂戶付基本月費即可收視、並不須另外繳費的頻道。在國外，有線電視通常提供很少的基本頻道，大部分的頻道都被歸在付費頻道的類型，因此一個頻道是否受歡迎的指標很清楚，就看花錢訂閱的訂戶數有多少。
但台灣各系統台從有線電視發展初期提供的就都是基本頻道，隨著頻道業的成長，目前已提供到一百多個基本頻道。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划算，訂戶一個月付五百多元就有一百多個基本頻道可看，但實際上訂戶會收視的頻道往往不到十個，卻要月繳五百多元。更重要的是，消費者並不能依自身偏好決定基本頻道的組合，不能退訂基本頻道中的部分頻道，也無法僅訂閱基本頻道中的單一頻道。也就是說，基本頻道的名單由系統決定，消費者並無選擇權。在這樣的結構中，自然是沒有辦法透過拒看某頻道而給頻道壓力。
回頭探討中天報導偏頗失衡的問題，我們是否可將中天的行為理解為新聞自由或是自由市場的概念？首先要注意到中天的問題並不只在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吹捧，而是哪些重要資訊不見了。試想，觀眾坐在電視機前感受韓國瑜的神奇造勢和其如何「接地氣」的同時，或許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正在進行，或許香港兩百萬人正集結在一起「反送中」。當別的媒體都在探討中共的本質或香港人如何抵抗中共強權，中天的觀眾卻無從感知世界的變化，還在「發大財」的美夢中。
那麼，是否可以說中天透過其新聞自由的實踐滿足了嚮往「發大財」觀眾的「知的權利」？新聞學理論中所說的「知的權利」指的是媒體提供正確、豐富、有用的資訊給閱聽人，中天餵養消費者的偏食資訊符合這樣的定義嗎？再者，要注意的是新聞頻道本質上就是特許事業負有社會責任（因為頻道有限，所以需要執照審核），而現實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也不自由（因為即使獲得經營執照，在現行的產業結構下也未必可上架）。
NCC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以既有的法律工具來裁罰中天，但長期而言，破除僵化的產業結構以及讓消費者奪回主權才是根本之道。明年初即將上路的分組付費或可改善部分問題，但重點仍在讓消費者有更多單頻單買的選擇，不再受制於基本頻道的架構，如此才可能奪回人們不選擇中天的權利！
NCC除了裁罰之外，破除僵化的產業結構，讓消費者奪回主權才是根本之道。圖片來源：鄭凱榕攝影。
作者國中時綽號為費雯，大學念台大經濟系，研究所念新聞，於日本京都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公共電視研究員，現在在傳播學院教書。關注各國影視產業發展，也喜愛追劇以及考察各種庶民史，相信數位時代中仍存在著具支配力的媒體，因此需要公民持續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