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及六四天安門屠殺三十周年。而就在六月九日的這一天，香港又有超過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港府急欲通過《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的反對。香港人大規模遊行抗議的理由，即是主辦單位所說的「捍衛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使我聯想到去年年底在《思想坦克》發表對余英時院士回憶錄的書評，我指出余院士真誠期待中國能走向自由民主的路徑，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價值定錨」，也體現了韋伯強調的「價值自由」方法論核心精神，令人動容！
六月九日的這一天，香港又有超過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港府急欲通過《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的反對。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余院士個人的價值選擇，與香港一百多萬群眾的集體行動，都代表了一定的價值立場；相對而言，台灣社會這幾年來，出現了各式貶抑自由民主制度的論調，包括「民主不能當飯吃」，或是將「人民有錢、發大財」作為競選口號，掀起了一波波狂潮，甚或可能決定台灣2020年中央層級選舉的結果。相互對比下，或許有人會質疑，既然現代社會在韋伯眼中，是一個「解除魔咒」、「價值多神論」的時代，那麼憑什麼認為堅持自由民主是一種「價值定錨」？難道不能也視支持習近平宣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同樣是一種崇高價值，值得個人及團體認同及鼓吹嗎？
當然，若我們把任何價值視作完全同等地位，似乎人們選擇何種價值，就像是在市場中購買商品一般，取決於個人偏好，沒有什麼好比較高下的。也是在這樣的假想下，現代人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認為與其追求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尊嚴等等「普世價值」，倒不如抓住現實的金錢物質利益。所以連歐美的老牌民主國家都不斷出現極右派的民粹運動，導致許多傳統的政黨備受威脅，讓世界的政經形勢添增不少動盪因素，不再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東歐蘇聯政權垮台後，可以樂觀宣稱自由民主體制已贏得「歷史終結」式的最後勝利。
進一步觀察，自由開放的社會很難避免價值的分歧與對立。尤其當新興科技改變了訊息傳播的生態，「分眾」的形態已經顛覆了「大眾」的同質性，個人的偏好選擇更向「同溫層」傾斜，政治選民的板塊也大幅受到多樣化議題的重重切割。以台灣去年的地方選舉加上公投為例，每個選民都面臨到十分複雜的「價值抉擇」，除了政黨取向外，包括核能、核食、空污、同婚……種種社會生活面向也成為選擇標的，在在考驗著公民們的認知和態度。
問題是，台灣在這多元的表像下面，仍然欠缺著「價值澄清」的機制。德國當代思想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特別強調「公共領域」在民主社會的重要性。在他的論述中，每一種立場的選擇，背後皆具有一定的理據，而不同的理據則應該進行「理想言說情境」下的論證，以便得出「共識決」。
他的這一套「溝通行動理論」常被批評為陳義過高，但當人們實際遇到困難的公共治理問題時，總是或多或少期待透過「溝通」來化解爭議，這就始終脫離不了哈伯馬斯描述的「反事實」原則──如可理解性、正當性、誠實性等要素。脫離了這些「程序正義」的前提，共識本身的約束力不免有所減損。
然而，只靠「程序正義」便能夠確保「實質正義」的實現嗎？或是不妨追問，前文提到了韋伯的「價值自由」，究竟與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有沒有什麼共通性？
他們兩位生長的世代截然不同，韋伯見證的是俾斯麥統治下的德國，但他十分反對過度的民族主義，或以意識形態包裝社會科學，因此大聲呼籲以「事實判斷」作為學術研究的依歸，避免過早掉入「價值判斷」的陷阱，這也是他提倡「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簡稱「價值自由」）的根本理由。哈伯馬斯則是生長在二戰之後的西德，他所屬的法蘭克福學派雖帶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不過哈伯馬斯本人日益扮演起鞏固憲政民主的代言人，並曾為了遏阻同情納粹的言論挺身而出。
就此意義來說，韋伯和哈伯馬斯其實都不會滿足於程序上的倫理規範，包括韋伯的方法論長期被誤解為要求研究者必須「價值中立」。但這應該回歸此一概念的原意──「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來重新理解，亦即力爭科學研究者（無論自然科學或是人文社會科學）能在充分學術自由的條件下，以中立客觀的態度考察事實證據，並作出兼顧因果解釋與意義妥當的論斷。
而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韋伯和哈伯馬斯皆因為貫注了對於真實世界的熱情，不願故作清高，勇於在關鍵時刻不惜發出「價值定錨」的讜論，這方為「價值自由」的真義。
再回到台灣的場景，令人憂心的是，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於歷史事件的教訓極度缺乏反思能力，且有不少人甘願淹沒在為「救世主」造神的集體亢奮之中，以至於呈顯出相當程度的「價值混淆」現象。
這種追隨卡里斯瑪領袖的旋風，當然不是特例，韋伯對於這種樣式的支配關係及其後果，也作過深入剖析。而他曾經沉痛地感嘆，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的政局陷入嚴重危機，主要原因便是當時的中產階級無法承擔起「成熟公民」的責任，更無法培養出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他自己沒有看到其後希特勒的崛起，但當自由民主及人權法治的價值被納粹政權徹底顛覆時，德國的命運已進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一切都已太遲了。
最近有些年輕世代發表了「亡國感很深」的言論，引來廣泛的共鳴。這不正意味著台灣亟切需要圍繞著「價值定錨」的公共討論，不能讓價值的冷漠和虛無，摧毀了好不容易形成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畢竟在自由的空氣中，更多有識之士應勇於發聲，證成自己對於普世價值的「獻身」，才有機會力挽「亡國」之憾！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