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總統大選在即，各政黨內競爭也紛紛起跑，忙著互揭瘡疤與敵我動員之際，憲法問題再一次地成為焦點，抨擊總統、行政院長與立院的權責合理性成為各方罕見的共識，甚至成為定罪現任總統屢試不爽的武器，解嚴至今，週而復始，從未改變。不過制度問題雖然重要，但是或許比制度更為關鍵的領導卻意外地遭受忽略。
制度是一套剛性的遊戲規則，但是制度運作是否得宜、國家是否走向正確的方向、政府能力是否展現，還需仰賴領導。規則是穩定而緩慢變動的，領導才是動態決定績效的關鍵；有時以制度指責，不過是反映內心對領導的不滿，彷彿談制度而不談人更為客觀正當，但是這種做法不僅蒙蔽真相，而且將領導視為一種神授不可言的特質，與現代啟蒙背道而馳。
對領導最早的理解出自對偉大領導者的研究，企圖從傑出的政治領袖、軍事將領或是企業經理人，歸納出特定的人格特質，領袖之所以偉大，乃是因為他們具有罕見的偉大特質，但事實上隨著分析對象的增加，越來越難歸納出共同特質，解釋與預測能力也越弱。
於是研究者從關注領導者的特質變為行為，並不是人格特質，而是領導者做了什麼決定是否是一個好領導者，但是很快就發現人們對於領導行為是否有效，往往只能事後「解釋」，而無從事前判斷，所謂歷史的教訓經常是後見之明偏誤的產物，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環境下，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因此後來開始強調領導並非出自普世的個人特質或是行為，而是視所處的脈絡而定。不僅政黨、軍隊、企業等不同組織需要不同的領導特質，而且不同環境與不同工作也需要不同的領導風格，例如瑞典某資訊顧問公司被發現最有效的領導是社會整合能力，因為各顧問長期在其他企業解決問題，如何維繫顧問公司的內聚力與文化才是關鍵。從這個角度來看，川普的霸氣或許適合美國，蔡英文的謹慎適合台灣，只有最合適的領導者，而無最佳的領導者。
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換句話說，領導不僅是一種特質，而是特定環境下的行為模式，領導不僅僅是指定目標、分派工作與監督成果，同時也包括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領導不僅是權力，也是影響力，因此願景、賦權等要素成為評估領導者的新指標。
Biggart等人將以上因素整合，提出制度化領導理論，認為社會或組織有其理性邏輯，根據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邏輯，例如研究發現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猶太教與儒家文化的國家對於何謂領導的理解與領導者的期待十分不同，儘管每個文化體系內的成員很少意識到文化或價值的影響，而傾向認為自己對好領導的標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各社會或組織的邏輯會逐漸形成固定的行為模式，甚至形成特定的結構與既得利益，或是構成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角色的規範，繼而決定領導者可能的領導策略，即使領導者的目的在改變社會或組織，依舊必須在這些規範下行事，例如美國國父華盛頓的領導風格其實是在美國分權的殖民體制、民眾反帝國的情緒與缺乏封建傳統的社會下，才被視為有效的領導；而領導者的績效則視其與被領導者的關係而定，未能持續地展現領導行為與被領導者互動者，通常不會被視為好領導者。
準此而言，蔡英文小心謹慎的風格固然適合台灣的外交處境與國際局勢，但是她未能持續與民眾互動與展現領導行為，與目前台灣民眾對領導者的角色期待不同，如同擁有權力不等同於使用權力，未能被台灣民眾所見的領導行為，不算是民眾眼中的領導者。
但也正因如此，台灣民眾的價值與期望容易產生民粹領袖如柯文哲與韓國瑜，即使柯文哲反民主的領導方式導致局處分崩離析、優秀人才出走，而韓國瑜受限於自身能力，連找齊局處首長都有困難，但是對於兩人的支持者來說，真正重要的並不是他們領導了什麼，而是他們持續讓人們看見他們的領導。
從領導者的能力展現於所領導團隊的關係來看，如王彥喬在《表裏柯Ｐ》所言，柯文哲以類似雍正的方式，在局處首長身邊安排秘書監視，屬於封建時代的領導；而韓國瑜雖然擅長描繪願景，可惜受限於個人學識與能力，所用如觀光局長等人貽笑大方，難謂領導。從盟友而言，柯文哲屢屢與飽受爭議的民國黨、犯罪嫌疑人等人一起亮相，即使是賴清德團隊在台南市長任內飽受好評，但是參選記者會與爭議人物共同出席，都對領導力有害。
團隊之外，組織文化也是影響領導的重要因素，例如民進黨基於歷史經驗，對於民主規則的重視程度較高，因此蔡英文欲改變初選規則時，就引來黨員反彈；此外，蔡英文的支持者也懷疑台灣民眾對於女性領導者的接受程度，都說明領導受到社會與組織文化的限制。
不過在辨析社會或組織邏輯時，要注意語言脈絡以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例如郭台銘與韓國瑜同樣以「發大財」為號召，乃是因為類似的環境（選民結構）會產生類似的領導策略，但是在相同的語言下，其實有著十分不同的意義。所謂經濟邏輯本質上具有理性計算的成分，郭台銘的論述雖然存在不少漏洞，但的確是訴諸經濟理性；而韓國瑜的「發大財」口號因為缺乏實質內容，乃是訴諸支持者的情緒而非經濟理性，在為弱勢代言的表象下實行階級動員，因此雖然柯粉是動員攻擊不同意見者的先驅，但是仍難以與韓粉的攻擊相提並論。
圖片來源：韓國瑜臉書
這也是為何難以用「理性」說服韓粉，而必須仰賴韓國瑜自曝其短，因為韓國瑜領導的核心並非理性計算政策的利益分配，而是對角色的期望落空後（例如因為4000萬滷肉飯而理解自己與韓國瑜宣稱的社經地位天差地別），被領導者被背叛的情緒才是脫粉的關鍵。
領導的另一困難是要形成可信的風格，例如郭台銘因為言語與行為不一，因此難以形成一致的領導風格，像是他最近對中言語的強硬與身家資產都在中國，或是宣稱要幫助青年發大財，卻在過去不斷嘗試以機器人取代勞工等，言語為輕而行為為重，在郭台銘標榜經濟理性下，反而對其領導風格不利。
詳細分析各總統候選人的領導風格顯然超過這篇小文的能力，本文的目的在於當評論者習於以制度相互指責之際，能夠作為重視領導的一個小小提醒，不僅重視領導者的特質，更能夠從行為、與被領導者的關係、組織與社會文化等地方著手，檢視台灣的領導與制度環境之間的關聯。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