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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學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提到一個工人被懷疑偷竊的故事：「每天晚上，當工人推著手推車離開工廠時，都被仔細的搜查。但每夜的守衛，都找不到任何東西。因為手推車永遠是空的。」最後，謎底揭曉：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車。當我們提到偷竊時，浮現的特徵是明顯的犯罪行為或具體物件遺失，但這是一種本質性設定的偷竊。我們社會對於無形的或非典型性行為的寬容或無視，易造成更大的資產失竊而以為沒什麼損失。
臺灣目前的媒體造神亂象與假新聞氾濫，腐蝕我們的民主自由基石，竊取社會信任感。社會在虛擬與真實之間的危機處境，已經不是用「有限理性」可以解釋，也不單純是「非」理性。理性有時是穿戴狡猾面具的詭計多端者，用來號召真理，這樣變形的理性是最深刻的謊言。
真實與虛擬的交錯，「虛擬的真實」所營造的虛擬實境，是當代科技帶來的新文明，如同全球化的同觀樓（synoption），人們趨向地被吸引到這樣的新空間，這是通往世界的一種方式，而非孤立自絕。「真實的虛擬」如同政治模仿秀，透過戲擬政治人物的綜藝化，這種批判式嘲諷時事的政治表演，也是臺灣自由民主的可貴資產。
「韓流現象」是卡夫卡式臺灣版：「他們面臨選擇，是成為國王還是成為國王的信徒。出於孩子的天性，他們全部要當信徒。所以世界上盡是信徒，他們匆匆趕路，穿越世界，由於不存在國王，他們互相叫喊著那些已經失去意義的消息。」圖片來源：韓國瑜臉書
但當臺灣在希望被高舉，卻感到不滿失望的低谷狀態，「虛擬的虛擬」成為一股盲流的匯口。或許可以這麼說，「韓流現象」是卡夫卡式臺灣版：「他們面臨選擇，是成為國王還是成為國王的信徒。出於孩子的天性，他們全部要當信徒。所以世界上盡是信徒，他們匆匆趕路，穿越世界，由於不存在國王，他們互相叫喊著那些已經失去意義的消息。」
問題是，人們總是一再誤入，尋找一種根本虛無卻自以為是的安頓儀式。猶如某些宗教信仰的儀式，精神分析觀點認為即使是一種對未來的幻覺，當信仰者在自然下跪、虔誠膜拜的那一刻起，已經成為一種無意識層次的合理儀式，更是一種物性層次的深信不疑。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原來的內心信念、價值和情感，已經被一種人為物化的程序所代替。在「信仰的瘟疫」感染下，社會陷入虛無迷幻的瀰漫。
過度信仰成為一種社會症狀，體現的是當「中國因素」進逼滲透成為事實，虛擬一個可化解衝突的假象，虛擬的虛擬成為冀望威權領導的溫床。精神分析家佛洛姆（Erich Fromm）曾觀察，人類有秩序結構的需求，以使生活安全；但這樣的秩序結構維持穩定後，反而帶給個體疏離的深層焦慮，因而發現人們產生逃避自由的現象。他指出逃避自由是具有心理上的根源，如此逃避自由的方式，容易流於群眾服從的新威權主義或陷入不健康的宗教狂熱崇拜，個體相信經由權威管理可以取消自由選擇的內心衝突，使個體減緩本體上的焦慮不安。置身此刻錯亂氛圍，有人對於能夠立即產生效益的信息要求增加，當以「老窮情緒動員」的語彙作為訴求的輕浮廉價，即使發大財的虛妄性，滿足了立即性的渴求，但遺害為代價。
群眾心理的研究者勒龐已提出，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各種因素中，信仰因素尤為重要。但信仰是理性的、自發的；還是無意識的、獨立於所有理性之外？他認為，只要心理學還認為信仰是自發性、理性邏輯的，人們就無法解釋它是如何發生的一系列問題。正因為已經證明信仰通常不是一般理性、總是無意識的激情，但激情只能支持信仰，不能創造信念。盲眾透過語言與口號的虛幻，「彷彿」打造新救世主，以取代舊神。再加上他們有一種極端狹隘而狂熱的特徵，它代表狹隘而僵化的心靈，拒不接受任何批評。除了信仰因素的虛擬外，什麼都沒有，從不考慮其他任何事情。
面對泛信仰化的時刻，「真實的真實」是我們需直面臺灣正共同面對歷史的關口，但我們卻還是有人對於真實威脅置若罔聞，這是犬儒主義。奉行者認為最高形式的欺騙，就是將缺失假借於是為了行使正直和誠實；同時認為安置謊言的最佳形式，就是託付於「以（發財）真理之名」。
真理難道只是一種惡作劇的鬼臉面具，謊言連篇成為常態生活？若認為追求真理終究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一齣諷刺劇，這應當是個提醒，我們不能只在看戲，要積極參與改造劇本。已有民間力量與學生社團的反制行動，這是讓謊言帝國崩解的必要戰略。未來選擇是要人還是要「神」，這是臺灣的嚴峻考驗了。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