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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台灣局勢危殆之況眾所知之，只是有些人係心懷土地的愛國志士，有些則是應和經濟糖衣實則賣台的第五縱隊。緣此而論，要抵擋外國勢力入侵至少有兩大審核門檻為重點，厥為NCC和投審會，本文主要談NCC所涉媒體事宜申論。
NCC怠職的問題久矣，蓋部分台灣媒體毫不掩飾、赤裸裸地散佈假消息正是肇因於NCC長期來放縱失能，對台灣新聞自由和大眾閱聽傷害至深，詹婷怡主委下台可說時程已經太晚，而且我以為這問題不僅僅NCC這個單位執行得當與否這麼簡單。
媒體亂象並不等於新聞自由
許多懷抱特定意識形態人等批評NCC主委下台事，說是政府將黑手伸進獨立委員會、以政治戕害新聞自由，但是事實上媒體亂象和新聞自由是兩個不同的議題。新聞自由乃憲政民主核心價值無疑，數百年來根植西方憲法精神並為後進國家嫁接，而這正是台灣珍視而中國沒有的瑰寶。也基於新聞自由於民主社會推演資訊流通、坐實民意流轉功能，一般咸以其「第四權」面向為端，也就是毋寧乃一種制度性基本權利、而非人民個人憲法權利。再往下推，有些理論更提到有所謂「媒體接近使用權」問題。職是，則媒體增進大眾了解公共事務；監督政府、從而形成公意乃媒體功用也是責任。
至於「媒體亂象」則是個相對較「概念化」、沒有普世明文規範的新生意涵，但也不因此「諸法皆空，自由自在」。例如假自由之名的刻意造假、憑空捏指全不存在新聞就斷不可採。概人類有新聞發展歷史以來，「媒體亂象」態樣眾繁，有跨越國家安全侵犯軍事機密的媒體紅線；有照片編輯、挑選造成的認知落差；也有熱騰騰新聞爭先恐後的道德危機，這些都係值得討論深究問題，本文無由分贅，然我以為一個立基道德直覺和邏輯推演最最基本法則，就是牽涉真假！
西方媒體的立場與失足
承上論，要論真假、深沉處當然可以是個哲學問題，先撇此不論、也不著眼嚴格實證，或許我們可以單舉幾個例子反思。桂冠全球的《紐約時報》在2003年就發生驚人的假新聞事件，造成總編輯和主編雙雙落馬，該時該報記者布萊爾抄襲其他媒體並且捏造新聞，引起軒然大波；另位出事記者布萊葛甚至得過普立茲獎，但也被檢舉巨量襲用他人作品，導致媒體風暴。同樣的例子這家百年老店在2010年2月再來一次，記者考維長篇引用《華盛頓日報》和路透社被抓包，一樣牽連上司下台。這是媒體業主和總編管控不佳造成，可以歸類市場競爭過度下恣意，尚無特定政治動員意圖，但媒體亂象還有其他可能。
這些我所謂其他可能，或者牽涉媒體本身和政黨或利益團體、甚至是敵對國家同聲應和。先就同一國家內媒體和各方糾葛來說，憲政民主價值下，多元價值放射於公民社會本乃正當、更且必須。不論任何形式的媒體對外嵌合理念，彼此配合也屬當然，像是如今在美利堅帝國喊水結凍的「福斯電視網」集團、就是保守主義大旗所在。
意識形態不是問題，真假才是
這些都不是問題，會有問題的是不同意識形態力量爭鬥下，媒體配合操作容易流於失控。以2016年美國大選來談，各式各樣驚人愚蠢、但又很多人相信的謠傳廣布，例如曾經盛傳某個酒吧地下室有希拉蕊違法迷眾事證，從而引來茶黨信徒蜂擁而至，但最後發現完全沒有謠言中組織，那個酒吧甚至沒有地下室。再舉一例，同樣美國大選在2004年，18位越戰老兵一同站上國際新聞大樓開記者會，他們組織「快艇老兵說真相」（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專以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凱瑞疑似逃兵事。這是一個由美國南方超級富豪為廣告主活動，委由公關行銷奇女子瑪莉‧史貝司（Merrie Spaeth）全權操刀，這超成功的投放切實地擊敗了凱瑞、保住布希王朝。而事實上凱瑞乃親身越戰奮勇獲勳的戰地英雄，豪門少爺小布希則從來沒有從軍經驗。
「被動強制」和注意力被轉移的公民
我要說的是當社會議題置頂媒體不斷放大，附以金主加持的限定方向，我們的公民社會、我們自己也在其中的輿論潮流甚難不受左右。這是一個黏合感官訴求的環境氛圍，煙火效應可能夾雜音樂、短片、或是滿嘴外星人超激動的節目主持人。具體地說，媒體受眾無處藏身地活在「被動強制」的困境，這牽涉視覺、聽覺、甚至嗅覺的鋪天蓋地互動引導了公民決策。精確地說，不論商品行銷或政治行為都聚焦於人們注意力，而政治學家賀伯賽門（Herbert Simon）早在30年前就指述資訊越是豐盈，注意力就成為一種稀有資源，這個命題到今天仍然成立。
容我再舉公民注意力遭巧妙移轉例子，本世紀初，美國保守主義巨富們請來的專業公關遊說公司將「遺產稅」改名「死亡稅」，立馬輕易改轍國會立法；上世紀末美國大型服飾品牌凱西李（Kathie Lee）陷於中美洲工廠苛待勞工風暴，同樣請來大名鼎鼎的魯賓斯坦聯合公關公司解消各界批評。這個魯賓斯坦有名言道：「真相永遠不傷害你，除非真相傷人，那麼你就不予採信。」換言之有些人其實從不在乎真相，或者也沒慾望了解真相，這想來弔詭可笑但是個普遍事實。
Noam Chomsky和「宛如真實的表述」
以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宛如真實的表述」，一個病態禁臠般的神秘策展。喬老說：「就是當我們在攻擊和摧毀某人的時候，要讓自己看起來像是真的處在防衛地位，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免遭受強大的侵略者和怪物等等的傷害。」，Chomsky有個「火星人」的思想實驗就是關於這個。從而希特勒於1934年首次演講造就了宗教情懷式的領袖魅力，全場技術上運用了130座大型防空探照燈、輔以舞台聲光和攝影取角，就從這開始帶人類走向600萬猶太人大屠殺；同此當代電影《桃色風雲搖擺狗》（Wag the Dog）憑空自編自導出一場不存在、但廣被相信且受矚目的海外戰爭，也就全不令人意外。
質言之，媒體當然可以有立場，英美重要媒體每至大選社論皆有明確表態，但沒有人會懷疑他們處理新聞專業客觀立場，不過涉及扭曲甚或創造新聞必然逸脫憲法保障範疇、應受法律和獨立機關監督，殆無疑義。當然表現自由上有所謂LRA（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原則的理論，其內涵意指選擇較小限制的其他代替手段來操作。學理上還有所謂「明確性理論」、「過度廣泛性理論」等等，此處不掉書袋，惟以我們若將各類型媒體報導設定在「表現自由」象限，則合憲審查基準的衡平，誠值深思。
上揭所談媒體亂象變因都於同一國境內，但不同力量、信仰扞格若跨出境外則又複雜纏結，再加上如今所謂「媒體」的類型多端，新聞呈現觸角萬流，要全然脫身於這烏托邦式夢魘，不太可能。
例如各方討論很多的《赫芬頓郵報》，初始肇建乃為對抗「德拉吉報導」（Drudge Report）的右派保守聲量，再如網路媒體、紙媒、臉書、個人部落格、直播……無奇不有都能成為對抗不同意見報導平台，都難謂不是獨立從事的記者，也都隱遁立憲主義精神對公民社會助益。2014年《紐約時報》團隊撰寫的97頁數位時代媒體報告，就是經典，這裡無從申論變形多端的萬花筒數位報導模型，然則紐時和他的對手《華盛頓郵報》都重視誠信；《赫芬頓郵報》甚至專設「公共誠信中心」（前身為「調查基金會」），說明了身為一個負責任媒體最低限度的起碼標準。
蔡衍明董事長的光明與偷摸
本文用了許多篇幅和例子說明，劣質媒體的問題不在立場而於真假，然續前段所言，這紙牌屋中的較量還可能涉及境外其他國家黑手操控，我們的國家台灣現在也就正面臨此種難題。
曾因「六四學運」相關言論廣受批判的旺旺集團蔡衍明董事長，在2012年5月7號一場正式公聽會上曾說：「我要講的是什麼，為什麼不讓我們賺光明正大的錢？為什麼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當然這是過去的一些陸委會規定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認為，應該讓我們去賺這個錢。」直率霸氣的蔡董此言高度印合了之前和之後旺中集團卯力迎合中國的立場。
容我再說一次，媒體踩定立場「不是」一個問題，但若涉及真假、或是媒體本身股權被其他國家不軌購置，那就成了相當嚴重的國安問題，因為媒體事業性質特殊，類於遠端通訊業、能源供給業、大眾運輸業等等，影響公益巨大。《天下》雜誌2009年第二期曾以「報告主任，我們買了中時」為主題報導旺旺蔡董，3000億台幣身價的蔡衍明面對小小國台辦主任恭謹挺坐，屁股只佔沙發一緣的姿態，比起林義守董事長面對中國小官的90度超柔軟鞠躬，不遑多讓。
親中附和本質上算不算賣國在臺灣有不同看法，但若受外國直接或繞彎金援、明白欲引媒體力量左右台灣政情和輿論，那這顯然是個通盤布局下的木馬屠城，本文主張這非僅拉高層次國安以對，更應該斷然針對個人刑法伺候，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定義、指涉、管制同該和刑法一併修正，築起高牆精確打擊。這是一套涉及經濟脈絡，關乎新聞自由和人民表意的系統，嚴肅但不誇張地說，此事延展到台灣國家生死存亡，中國捲雪而來的「大外宣」要的就是省下戰爭、避開美國，再者鼓動島內台奸從而收服台灣。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情境，情勢比我們想像險峻，千萬不得不慎。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論俄國革命》中寫到：「自由永遠都是另類思考者的自由（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從而要不要當《愛麗絲夢遊仙境》中那隻兔子，就要從看清自己是不是身處夢境開始。這就像是電影《駭客任務》裡頭基努李維選擇吃下紅色藥丸回身真實一般，痛苦驚駭但不隨流渡河至理性的彼岸。
綜言以對，我們身在一個擁擠紛亂、人們孤獨但又面對媒體「利維坦」的處境，媒體集團力量不下於國家、或者根本和其他國家相結，人們自以為的驗證或探索往往走不出「迴聲式效應」（Echo Chamber），我們受到「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和團體迷思（groupthink）的導引真切難免，若想盡可能走出火燭洞穴，那除了上揭國家權力修法以待，時時繃緊注意力，對資訊嚴肅爬梳且每每懷疑、或是一法。
作者本科念法律，博士專攻政治哲學、中國研究。會點小提琴、喜歡圍棋；半夜常吃鹽酥雞，陷入減肥永遠不成的惡性循環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