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有一種說法，彼時剛剛解嚴，密集的國會全面改選節奏，使每次選舉都是關鍵時刻（moment of truth）。因為在一次次選舉結果的反覆確認中，台灣社會的民主和開放呈現一種螺旋式的上升，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存在。
到了2019年，在社群媒體和外部因素的包圍影響下，選舉結果透露的訊號已經不容易判讀，反而台灣社會往前行的節奏感，時因選舉紛擾而變得不確定甚至蹣跚難行。
就在社會仍在為去年底選舉結果而迷茫的此時，幽暗的黑夜似乎透出一絲微光，那就是近來受到熱議的台劇風潮。台灣戲劇長期活在清新卻大致雷同的華劇偶像劇和製作成本偏低的長壽本土劇的二元世界裡，但這幾年在文化部和新一代影視工作人員的努力下，我們共同見證了一批有獨特台灣特色的台劇正在誕生。
戲劇不須文以載道，但能夠打動人心的戲劇必然有清楚的社會脈絡。今年兩齣受到矚目與期待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的複雜面向和文明成熟度，另一部《國際橋牌社》則讓我們看到台灣的民主是如何在獨特國際處境奮鬥出來的。
守在各式屏幕前又哭又笑，突然之間，台灣社會的存在感清晰無比。什麼是當代台灣人的存在感？借用前民進黨前青年部主任、已成功轉型為大稻埕創業規劃家的周奕成所說法，「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這十個字說明了台灣的定位和台灣人的天命。」
什麼叫普世價值？一個社會最需要的優先順序是不是人權，決定事情的程序是否民主開放，有沒有空間容納多元意見，以及，這些看似抽象的標準被什麼樣的制度給實質規範和保障，建立及守護這些制度的人們又是抱持什麼信念，這些都構成普世價值的幾何立體面，原本冷冰冰無感情，身在其中亦視為理所當然。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官方網站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一劇中，藉由具體人物的刻畫和劇情的鋪陳推動，當戲劇力到達與觀眾心靈產生共鳴，這個立體結構就蛻變為寶石，在每個面向都散發出台灣社會獨特的光彩。是的，我們生活在台灣，我們承認每件正確和錯誤是都是整體社會的一部分，我們願意用整體而不是局部來思考問題。
在真實生活中，的確有越來越多專業人員為改變身心症患者刻板印象而努力，在新聞中偶爾可見為加害人請求人權的被害人家屬，為死刑犯義務辯護的律師在台灣不是譁眾取寵，這是一小群人的使命。在觀看《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過程中，我們屏住呼吸，釋放感情，相互確認了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如寶石般發光的社會。
另一方面，什麼叫獨特的國際處境？舉個例子，目前正是中美貿易戰進入最後協商階段，最近也發生了對岸共機二十幾年來首度飛越海峽中線。在中國剛提出一國兩制、離台灣選舉尚遠，中方此舉未必針對台灣，而更有可能是要向美方展現中方的談判籌碼。
如果複雜的現實留給戰略專家解讀，關於台灣獨特國際處境，去看看台灣第一齣政治職人劇《國際橋牌社》可能會令人恍然大悟，這部戲以台灣1990年代由威權到民主的政治歷程為背景，由一艘由福建開來的走私偷渡漁船擱淺揭開序幕，兩岸在處理此事過程中意外開始破冰接觸，也引發了美國和周邊有事國家日本的高度關注。
在本劇中我們將會看見，當時的政治領袖除了應付多變的國際處境，也從無一刻放棄打造台灣自己的政治進程。台灣雖然是以獨特的地位和國際連動，但終究命運是被自己所決定的。
換個角度，能夠了解自己的獨特國際處境，才有能力用正確方法去守護社會所繼續推動的普世價值。現在想當政治領袖的人再狂妄也不能幻想以己之力操弄民意，因為台灣的走向牽動著國際間多國利益。地緣政治不變，權力邏輯不變，歷史終將無限逼近現實。我們將在《國際橋牌社》看到的，正是台灣赤裸裸的存在掣肘與奮鬥掙脫之路。
而在全球化新興網路平台的推波助瀾下，台灣政治劇不只能讓國民了解自己，更能讓全世界的人也看到台灣的存在。當新興網路平台像海嘯般打亂了全世界的影視圈，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都有獨立「征服」世界的可能，只要擬好策略無名小卒也可以往前衝，國際區域熱點台灣一路走來的故事不無可能成為全球觀眾的「冰與火之歌」。
台灣觀眾對政治新聞本來熱衷，近來由於中美貿易戰，各國觀眾對於台灣的故事興趣加深，加上東亞觀光客變多，也為台劇在網路平台的全球觀賞粉絲奠定基礎。台灣官方如以綜合策略考量，政治劇當或可做為「在家燒賣、出國外賣」的主力投資戲劇類型。
試想，如果有更多台灣製片團隊，以台灣各地選舉故事、長久以來直面中國第一線對決為背景，創作各種政治戲劇，甚至以黨外前輩林義雄、地下電台教父吳樂天等人為主角，發展悲喜人物電影，在此過程中逐步建立工業化的產製流程與國際合作機制，將有機會讓台灣在新的全球影視產業鏈版圖中，投影一塊清楚可辨認的位置。
同時戲劇也會是最好的文化國防，藉由不斷爭取國際觀眾，讓全世界透過精采戲劇，在情緒感染之中了解台灣處境，那將是台灣最好的軟性防禦措施。也期待有更多台劇讓我們看到自身存在，幫助我們面對紛擾選舉現象，能夠沉澱思考做出正確判斷。
作者為又哭又笑小影迷，影視專案投資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