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週刊揭露「花蓮王」傅崐萁任內以價格從14到28萬不等的標案，請許多在地媒體人協助做輿情收集及調查，希望記者可以當縣府的「體制外的民間好友」，協助掌握地方民情。其實，這種情況已經變成大家不能說的秘密。因為新聞產業的利潤下降，甚至地方記者因薪水低落，而必須要協助媒體拉廣告，或是自己成立媒體公司接案，早就不是新聞。
2018年12月，《鏡周刊》報導傅崐萁在擔任花蓮縣長任內共發包25個縣府媒體採購案，委任「花蓮在地記者」進行輿情掌握。圖為傅崐萁。圖片來源：Jinn0125@維基共享資源(CC 0)
媒體的社會責任論是很早期的傳播理論，綜合各家觀點來說，社會責任論主張，媒體的角色不該只當政府的傳聲筒，而更應該要自由的傳播資訊與思想，能夠讓真相顯現，並且讓真理得到辯證，擔任起「第四權」的角色，成為監督政府或是有權者的重要力量。但拿到台灣的現在真實情況來看，真的很難做到。
媒體現況確實艱難。首要者，乃一般民眾的流失，導致媒體越來越少人看。不只是電視新聞近年來閱覽率下降，就連報紙的印量也是「直直落」，所以各大媒體求售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因此，電視台開始發展網路、文字媒體，紙媒則開始發展網路、影音新聞，就是為了打破過去的窠臼，希望尋找獲利新模式，並且在媒體寒冬中能夠倖存。
其實，媒體寒冬不是只在台灣發生。全世界最多人看報紙的國家——日本，國內報紙印刷量也是不斷下滑。以全日本最大的《讀賣新聞》來說，雖然該集團龐大到擁有一支棒球隊，並成為朝日電視台主要股東。但是母企業的報紙印量，也從2008年的每天1千萬份，下滑到今年的每日850萬份，下滑幅度驚人。畢竟，現代人看手機、上網，要瞭解社會的脈動，已經不必仰賴報紙了。
看到台灣媒體的慘況，一般民眾可能只會說：「媒體那麼難看，誰要看？」、「為什麼不報國際新聞」。但實際情況來說，除了公廣集團及中央社外，媒體並不是國家補助，而是商業媒體，更何況公廣集團及中央社每年仍有部份自籌財源。因此，廣告跟瀏覽率當然是重要參考依據。民眾在罵媒體的同時，是否了解所謂的應該播的國際新聞、深入報導，各家媒體幾乎都有花人力去做，但在點閱率及收視率奇差無比的情況下，大家又怎麼維持得下去呢？
很諷刺的是，娛樂、花邊、社會議題的新聞，反而瀏覽率永遠名列前茅。在這種情況下，以獲益做為考量的商業媒體，也很難願意在投注心力在深入的專題上。被批評愛錢也好，或是不知反省也罷，但在台灣民眾長期對媒體的「狂暴化嘲笑」背後，許多人其實是連花錢買報紙、支持媒體都沒有，更不用提了解媒體環境的艱難。
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0)
當然，在這次的事件中，許多記者在事後還大言不慚的說此乃各取所需，或是反過來批評揭發的人，相當令人匪夷所思，甚至令人憤怒。因為，這根本就是汙辱記者這個行業。但是，不是不能了解這種情況的發生。更何況，除了個人外，媒體本身承接政府標案，或是與政府單位合作活動，亦日漸頻繁，這也是要值得深思的問題。更可以說，這種定位混淆的問題，媒體業者也是共犯，不是只有記者。
身為一個前媒體人，對於線上的艱難自略知一二，也對前同業於業配與新聞自由之間的掙扎時有所聞。很幸運的，過去因為採訪路線與所處媒體的關係，並不需要面對這種掙扎，而能夠專注在新聞表現上。但要如何改善現狀，或是要如何解決媒體在公信力或是閱讀率兩者，都不斷下滑的情形，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一起提出檢討改進的思維，讓媒體整體素質能夠再次提升。
除了一味地檢討媒體外，培養閱聽者本身的媒體識讀，甚至，要如何改變媒體現狀，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要能夠營造更好地媒體環境，也不是幾句傳播理論就可以說得清。其實，目前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但有了揭露才有開始，要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這是媒體所需承擔的責任。身為閱聽眾，每一個人也是責無旁貸。
作者曾經差點踏入教育現場，最後選擇成為逃兵。由於對於媒體的熱愛，憑著熱情與傻勁，離開校園後就一腳踏入媒體圈，但是咬了幾口蘋果後，選擇暫時出走，踏入距離台灣2000多公里的日本，尋找人生的下一個目標。目前是個剛踏入日本的東京新生，持續努力尋找自己的價值與方向，期盼有天可以努力提升自己與增長見聞。東京車站是踏入東京的起點，到東京的旅程從此開始，不確定未來，但確定的是會努力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