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余英時向哈佛大學告假兩年，準備赴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臨行前給老師楊聯陞寫下的一首贈別七律，其中有兩句是：「火鳳難燃劫後灰，僑居鸚鵡幾旋廻。」
這兩句詩的典故來自於胡適多次引用的一段佛經。胡適眼見中國處於「大火的時候」，不忍袖手旁觀，願意效法以翅膀沾水以圖滅火的鸚鵡，就算「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只盼善盡一己「微弱的力量」。余英時回憶，自己讀到胡適這篇文章，「非常興奮」，此後既始終信服不渝，更還展現與胡適同樣的風範，屢鳴正義之聲，願濡羽救火而獻力不輟。
正如胡適研究專家潘光哲所説，作為「有尊嚴的知識人」的余英時的人生旅程，「絕對不是汲汲營營只為著述藏諸名山而苦守書齋者流，可堪比擬」。與許多「愛惜羽毛」、戀棧中國這個無比龐大的文化與學術市場的學者名流相比，余英時高聲批判中共暴政，譴責六四屠殺，創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幫助中國流亡文化人，支持臺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中運動，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譴責被旺旺集團控制的謊言製造機器《中國時報》，其道德勇氣堪稱「以一人敵一國」。
余英時的回憶錄是一部「自由人心路」，雖然只是「上半部」，卻已足夠精彩——作為排山倒海的大時代的見證者，余英時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共產黨席捲中國，他從安徽潛山到沈陽、北平再到香港，最後遠走美國。儘管他沒有像流亡學生王鼎鈞那樣九死一生地走過大半個中國，卻也因著中國政局的劇變，選擇在大洋彼岸美國潛心著述、教書育人，在那間天空有飛鳥、池塘有遊魚的書齋中，重建了「文化中國」與「學術中國」。
余英時的回憶錄是一部「自由人心路」，雖然只是「上半部」，卻已足夠精彩。圖片來源：允晨文化提供。
在華人文化圈中，余英時是極少數將中國文化和國家、民族認同區隔開來、以自由為最高信仰的知識人。在回憶錄中，作者直率地談及自己與另一位考古學大師張光直之間的隔閡，這種隔閡起源於張光直的「心向祖國」——張光直在美國取得第一流的學術成就，但其故國情懷十分濃烈，拒絕參加美國代表團而希望以「個人身份」回去，「這明明是表示希望『國內』接受他是身在『國外』的自家人」，但其請求遭到「祖國」冷漠無情的拒絕。余英時諷刺説，張光直的一往深情與中共當局的僵化猜忌相比，如同明清小說中的兩句話——「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與之相反，余英時堂堂正正地宣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斷然拒絕中共拋出的橄欖枝，「六四」屠殺後絕不踏入中國一步，這才是孟子所説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余英時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存有一種「溫情」和「同情」，當然是受到老師錢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少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生活了九年，親身見證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後一抹餘暉。這是一個尚未經歷近代化的傳統鄉村，「那裡沒有電燈，只用油燈照明，也沒有自來水、汽車之類的現代設備，鄉親依然過著原始的農村生活。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了一個大網，大家都是親戚朋友，靠家族都族規維繫生活秩序」。
據余英時的觀察，這個傳統鄉村並不存在共產黨後來煽動的「階級矛盾」和「階級仇恨」。地主與佃農相安無事，有些佃戶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那樣的生活及社會形態，雖然不是世外桃源，倒也粗茶淡飯、人心單純。中共建政之後，在「全能式極權主義」統治下成長起來的知識人，沒有機會體驗這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鄉村生活，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再存有情感上的眷戀與想像，像劉曉波和我，都自然而然地持「全盤西化」和「全盤反傳統」的立場。
余英時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存有一種「溫情」和「同情」，當然是受到老師錢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少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生活了九年，親身見證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後一抹餘暉。圖為民國時期的農人，1939年攝於雲南昭通。圖片來源：© 2007 Joan Edith Clara Cottrell,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CC BY-NC-ND 4.0)。
如果那天的火車沒有發生故障
余英時的回憶錄中有一個「於無聲處聽驚雷」的細節：一九五零年夏，已經到香港探望父親的青年余英時，過完了向燕京大學請的半年假之後，決定北上完成學業。沒想到火車入境中國後，竟在一個名叫石龍的小站發生故障，修理了四、五個小時。這幾個小時，讓余英時重新思考北上的計劃。他考慮到年事已高的父親在香港需要幫助和照顧，乃轉而返回香港。
余英時沒有宣稱自己具有「先見之明」，對共產黨政權的邪惡本質有深刻洞察，並遵循孔子「危邦不入」的教誨，返回香港乃是家庭的原因；但無論如何，這一看似偶然的轉變，永遠改變了余英時的一生。
無獨有偶，一九五二年，作家張愛玲從上海赴香港，然後到美國，從此再也不曾回中國。張愛玲對中國為何如此決絕？有一個小小細節可見端倪：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召開，文學藝術界五百多人出席。夏衍點名張愛玲作為代表之一與會。張愛玲這次不僅赴會，還盛裝出席。
當她進入會場，卻發現只有自己穿著一身旗袍，其他的人，不論男男女女，都是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張愛玲不願穿或灰或藍的共產黨幹部服，更不願扭秧歌，她在審美上無法忍受這種醜陋卑賤的共產黨文化。後來，她在充滿超越時代的洞察力的小說《秧歌》中寫道：「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無獨有偶，一九五二年，作家張愛玲從上海赴香港，然後到美國，從此再也不曾回中國。後來，她在充滿超越時代的洞察力的小說《秧歌》中寫道：「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當時，與余英時和張愛玲逆向而行的，是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青年學者巫寧坤。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發電報急聘巫寧坤到燕京大學任教，巫寧坤毫不猶豫地放棄完成一半的博士論文，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從舊金山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經香港回中國。一年前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李政道前去送行，對新中國充滿憧憬的巫寧坤問李政道為什麼不回歸祖國，為建設新中國添磚加瓦。李政道回答説，他不想被「洗腦」。巫寧坤一頭霧水，不明白腦子如何洗法。直到他回歸祖國之後，被迫捲入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後被送進勞改營，才慢慢懂得什麼是「洗腦」。
三十多年後，巫寧坤的中國夢徹底破滅，經歷千辛萬苦得以赴美定居，而其回憶錄《一滴淚》正是由余英時作序。兩人擦肩而過的人生，形成讓人感慨萬千的對照。
有人出，有人進，有人北歸，有人南渡。有時候，人生確實需要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説的「決斷」，是「因真理，得自由」 ，還是「自願為奴」 ，天壤之別往往始於一線之間。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當事人林榮基，經歷了跟余英時類似的「猛回頭」的轉折點。
林榮基被扣押在中國數月之後，中共安全人員放他到香港帶回書店的硬體資料。他帶著電腦乘坐港鐵返回，距離邊境只有半小時車程時，心有所動，在九龍塘站出了閘，在站外抽煙。他本以為，一枝煙的時間就可以下決定。但他抽了第二枝、第三枝。煙霧裡的林榮基想起許多事，想起這不僅是五個人的事，而是有關香港人言論及出版自由的事。將第三根煙頭丟進橙色垃圾筒，林榮基決定不再回中國受監控，反之他找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幫助，在全港市民眼皮底下，開記者會公開事件。一夜間，林榮基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對余英時來說，香港不是旅途的終點，卻是一個通往自由的重要驛站。在兵荒馬亂的時代，若沒有香港，他不可能在新亞書院完成學業，更不可能由新亞書院推薦成為哈佛大學訪問學人。
誰不曾被共產黨洗腦？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寫道：「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年）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很多人寫回憶錄，只寫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刻意回避自己的失敗、恥辱和悔恨，那樣，寫回憶錄就成了一種假大空的自我造神運動。余英時的這本回憶錄最為可貴的地方，就是坦然承認青年時代自己也曾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洗腦。
童年時期的鄉居生活，使得余英時對共產黨軍隊印象惡劣，他的家鄉發生過新四軍像綁匪那樣綁架並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在他十四歲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陰影。然後，他閱讀與父親有交往的胡適的著作以及《觀察》雜誌，思想上打下了自由主義底色。但即便如此，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依然未能抵禦鋪天蓋地的左派思想的侵襲，一度滿口共產主義理論，甚至被吸納進共青團。
這一段思想歷程，余英時此前很少提及。在回憶錄中，他反省自己同意申請入團有兩個原因：一是「性格上的大弱點，往往因為顧全情面，不能斬釘截鐵地對別人的要求一口回絕，使對方永遠覺得有機可乘」；二是「虛榮心，認定自己有很高的『為人民服務』的潛力，一種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潛滋暗長」。在此期間，他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和「左傾幼稚病」。
童年時期的鄉居生活，使得余英時對共產黨軍隊印象惡劣。他閱讀與父親有交往的胡適的著作以及《觀察》雜誌，思想上打下了自由主義底色。但即便如此，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依然未能抵禦鋪天蓋地的左派思想的侵襲，一度滿口共產主義理論，甚至被吸納進共青團。圖為中共開國大典。隨著中共建政，逐步掌握教育文化體系，共產主義在中國境內掀起了新一波熱潮。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這本回憶錄中，余英時寫到一個從來沒有對人說過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一位身為基督教牧師的安徽同鄉來訪，告知共產黨地方幹部怎樣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余英時卻聲色俱厲地駁斥對方的事實陳述，讓對方狼狽而去。
在書中，余英時誠懇地反省説：「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幾。……時間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覺得無地自容。如果説這件事對我起過甚麼教訓作用，那便是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噬掉。」此種懺悔，類似於奧古斯丁之《懺悔錄》；而余英時所謂的「人心中深藏的邪惡」，正是思想史家張灝所説的「幽暗意識」。
「入乎其內」，方能「出乎其外」，最徹底的反共者，往往都是那些曾經被共產思想蠱惑的人。青年時代的這一段歧途，使得余英時一輩子都在反思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思潮。在此意義上，余英時也對汪精衛當年的選擇有「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他在為汪精衛的詩集《雙照樓詩稿》所寫的序言中為汪辯護，讓某些信奉「民族大義」的「國粉」、「蔣粉」為之抓狂。
在這本回憶錄中，余英時更指出，汪精衛、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計一切，去日本佔領區建立傀儡政權，是因為估計到戰爭持續下去必為中共提供擴展勢力的機會，最後則將中國送進蘇聯的懷抱。汪精衛原本是國民黨左派領袖，與中共關係最深，周佛海更是中共創黨領袖之一，陳公博也曾一度參加過共產黨，他們對中共的認識很深，憂慮也遠遠超過他人，他們對於中共利用戰爭以奪取全國政權的估計十分準確。
余英時基於青年時代那段被中共洗腦的慘痛教訓，將反共的立場堅持一生。反之，跟余英時同輩的兩岸三地的文化學術界名流，如陳映真、金庸、余光中、李敖、饒宗頤等人，晚年幾乎全都跟中共眉來眼去，他們「晚節不保」，頗受世人之輕看。
儒家文化是共產主義進入中國的容器
余英時常常被誤認為是新儒家之一員。在本書中，他深情描述了在錢穆門下求學的歲月，師生之間的「從遊之樂」宛如《論語》中的場景，但他並不承認自己屬於新儒家。與堅信可以用國學對抗共產主義的錢穆不同，余英時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他研究的對象當然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他使用的方法卻是在哈佛接受的嚴格的西方現代學術訓練。
其實，在香港期間，他就在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協會的圖書館中，系統性地閱讀了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從此，「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為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
余英時對中國民間自治的生活形態有相當之留戀和肯定，但對上層建築的儒家思想則有鞭辟入裡的批判。他在近年的一場演講中明確指出：「我不敢妄測儒家的現代命運，不過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趨向大致是退出公領域而轉移到私領域。」也就是説，在公共生活和民主制度建構上，儒家很難實現「現代轉化」，儒家只能在私人生活領域中承擔部分「修身養性」之功效。
余英時對中國民間自治的生活形態有相當之留戀和肯定，但對上層建築的儒家思想則有鞭辟入裡的批判。圖片來源：廖志峯提供。
在這本回憶錄中，余英時更以專門的章節討論儒家思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相容性。為何共產主義如水銀瀉地般進入中國，讓數以億計中國人如癡如狂？共產主義針對人性普遍的、共通的弱點或幽暗面乘虛而入，又尤其對某些文化傳統能長驅而入。比如，在俄羅斯傳統、法蘭西傳統和中國傳統中，共產主義特別容易生根發芽；而在英美傳統、日本傳統和伊斯蘭傳統中，共產主義則不那麼容易存活。這是什麽原因呢？
余英時指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應。
其次，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而「私」則是惡。《禮記·禮運》中的「大同」觀念一直是受到特別重視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另外，余英時未提及的還有一個重要思想觀念也是由儒家所形塑的，那就是「天下大一統」，以及由此衍生的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無論是書中提及的張光直，還是陳映真、金庸、李敖、許倬雲、王賡武等人，這些跟余英時一樣著作等身的人物，始終未能像余英時那樣擺脫此種「大一統」、「大中華」思想之束縛，他們「一日為奴，終生為奴」，誠可悲也。在此種對照之下，余英時之為余英時，才凸顯出思想和靈魂的雙重高度。
作者為蒙古人，世界人，非中國人，旅美華裔評論家，關注人權、宗教信仰自由和兩岸議題，有著作五十多種。
